火车穿过右耳

01

得知我爸被裁员的那一天，我决定在我的右耳垂打一只耳洞。我敲了方舒的门，问她周末有没有空，想叫她陪我去。

到上海工作后，我住进了在公司住房补贴内的复式公寓。方舒是我的合租舍友，是附近一家大厂的人事。方舒住一楼，我住二楼。刚搬进来时，我们的生活靠着一条盘旋上升的楼梯分割，在共用的洗漱间，我默契地将牙具与护肤品放在右边，方舒则将她的东西放在左边。共用的厨房、冰箱如此，玄关鞋柜的摆放也是如此。只有方舒的布偶猫菲菲，她的活动范围无法被我们之间默许的界限限制。菲菲对二楼情有独钟，常常一觉醒来，我发现菲菲坐在我门口的地毯上，见我醒来，会“嗯”地一声倒下，邀请我抚摸她的肚皮，并翘着尾巴陪我下楼、上厕所、洗漱。久而久之，毛茸茸的菲菲像一把鸡毛掸子一样扫除了我和方舒之间的空间界限。就像此刻，在我敲了方舒的门之后，方舒开门，菲菲跟在方舒身后小步跑来，用她的头亲昵地蹭我的小腿。

“她好像更喜欢你一些。”方舒弯下腰，抱起菲菲，“我认识一个技术很好的穿孔师，我的耳洞也是她打的，在静安寺那边，咱们周六过去？”

我盯着方舒的左耳，她只有一只耳洞，黑色的星星耳坠吊在她的左耳垂，随着她脑袋的摇晃而摆动，一时间我看得发直，竟忘了回复她。直到我感受到我与她的目光对视，才拿起手机意思意思确认日程，和方舒约了周六下午。

我刚要转身上楼，被方舒叫住。“说来，你怎么突然想打耳洞？”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一直想打，刚好这周末有空……我才发现，你只有一只耳洞吗？”我一直觉得，把他人的关注点从自己身上转移的最好方式就是反问。

“嗯。”方舒只是点点头。

我不再多问下去了，转身上楼，盖上被子，躺在了自己的床上。我总是这样，和世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不多打扰、不多提问，就像我从未向除妈妈外的任何人提起我右耳内的秘密。

我忽然感受到被子上有轻微的重量压在我的腿上，才发现菲菲不知何时跳上了我的床，竖起毛茸茸的大尾巴踩着我的身子走到我的耳边，愉悦地打起呼噜。我右耳深处的开关被像电流悄悄接通，直至现在，我依然无法说清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理机关，我控制我的右耳，让它在右耳深处发出声响。声音清脆，像冬夜里细枝被霜雪压断，但我觉得声音更像是火车车轮与铁轨的咬合，在黑暗的腔体中撞出低沉而绵延的回响。

火车缓慢而执拗地穿过我身体的隧道。

02

我爸年后回到北京上班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了耳朵的异响。

八岁的我，在梦中看到一辆破旧的绿皮火车，车厢顶部布满刚落下的新雪。我爸背着黑色的双肩包上了火车，隔着结了霜的玻璃窗，我模糊看见那个穿着棕色棉袄的高个子男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把双肩包放在行李架上，靠窗坐下，却不愿扭过头和我目光对视。随后鸣笛，火车开动，我喊着“爸爸”，哭着追着火车跑。爸爸在北京为我买的新鞋不跟脚，因为太久不见，我脚码的变化要快过他记忆的更新，跑得太快，我的脚从新鞋里滑出来，整个人踉踉跄跄跌倒在月台上，右耳紧贴地面。“轰隆、轰隆”，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听见火车的声音，像大地深处传来的心跳。

爸爸甚至不愿再看我一眼。我哭着醒来，才发现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家中空空如也，我想起来妈妈去送爸爸了，我因为发烧独自留在家中。听说爸爸是在我两岁那年因为工作晋升而去北京的，但自打我记事起，爸爸就不在身边，他只以声音的方式出现在电话里，只有过年或是休假时，才会回家一次。我从沙发坐起，发现右耳依然残留着一丝如同余震般的嗡鸣，我用手指掏了掏耳朵，惊讶于我能够控制耳朵发出声响，声音如同梦境中从我身边飞速划过的火车。

我忐忑、我紧张，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病了，病了就要吃药、住院、动手术，一时间，我分不清右耳的声响来自心脏的跳动，还是骨骼的撞击。

听见门锁转动，我来不及穿拖鞋，跑向门口，扑向刚刚回家眼镜上布满雾气的妈妈，说我的耳朵会发出声音。妈妈屏气凝神地听了一会儿，“没听见啊。”我妈以为我烧糊涂了，摘下手套，一只手摘掉眼镜，一只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好像不烧了啊。”

或许因为感冒发烧，又或许是对于自己耳朵的恐惧，我没什么精气神，再次睡着。我又听见了火车的声响，我迷迷糊糊走到镜子前，看到一辆粉色的、小小的玩具火车，正穿过我隧道般的耳道。我揉揉眼，想看得再清楚些，可就在我的拳头离开眼睛时，镜子中那肉粉色的、行进着的条状物，忽然扭动变形，一条安静的、匍匐着的蜈蚣从耳道爬出，沿着我的外耳道盘踞。我忽然觉得这蜈蚣似曾相识，是的，妈妈肚皮上也有一只长长的粉红蜈蚣。站在浴缸里和妈妈一起洗澡时，我的目光正好平视妈妈的肚皮，我用手指轻轻触摸那条长长的、隆起的、长着很多“脚”的“蜈蚣”。我问妈妈，为什么我的肚皮没有这样帅气的记号？

妈妈低头，只是用手指轻轻按了下那条“蜈蚣”，又很快收回，告诉我，这是疤痕。“你出生的时候不乖，不肯自己出来，医生只好用刀切开妈妈的肚皮，把你取出来。”我想动手术应该很疼。妈妈是医生，又要上班，又要一个人照顾我，接送我上学放学，一定很辛苦。此后我发誓，我一定要做妈妈的乖小孩。

午觉睡醒，我妈问我耳朵还响不响。粉色蜈蚣还盘踞在我的记忆中，我悄悄看了下妈妈的肚子，说，不响了。但妈妈还是放心不下，带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在医生面前，我同样无法准确地、用语言描述关于我耳朵的一切。我说，我可以控制我的耳朵发出声响。医生愣了一下，或许是心想小孩七八岁正是讨狗嫌的时候，没准是看动画片看多了的玩笑话。医生还是先检查了下我的耳朵，他用手电筒照了照，随后用长长的镊子夹出我的耳屎——我忽然发现，我对耳道内的声音变得敏感了，我能听见镊子伸进耳道时激起的轻微风声，我能感受到每一片耳屎的具体位置，能够感受到镊子将耳屎从耳道扯下时轻微的力度。医生让我妈看布满耳屎的纱布，说，“你家闺女耳屎挺多啊。”又问我，“这回是不是没啥事儿了？”

其实声音依旧存在，但我还是怯生生点了点头。

实则我的右耳没有对我的生活产生任何的影响，除了我的听力变得更加灵敏。我可以在家里分辨出楼下妈妈的电动车的刹车声，也可以精准无误地辨别出妈妈上楼梯的脚步，随后以最快的速度关掉电视，将遥控器摆在它被随手放置的位置，跑回我的书桌前，装出写作业的样子，静静等候妈妈回家。

直到我二十三岁的这一年，我右耳依然能够发出声响。妈妈已经忘记我的耳朵会发出声音，爸爸不知道声音的存在，方舒更不知道。

03 

打耳洞的前一晚，我又听见了火车的声音，那声音低沉却遥远，我心想或许是夜间测试运行的城铁，但声音又与白天听到的迅疾的声音不同。我翻了个身，选择右侧卧，用枕头将敏感的右耳堵住，那火车的声响倒是削弱了不少。

念大学时，我向来讨厌住在宿舍，因为我过于灵敏的听力会放大一切细微的声音。大学的舍友有熬夜的习惯，隔着床帘，我听见她从柜子里拿出牙具，听见她蹑手蹑脚打开寝室门，关上，大概五分钟后门轴再次嘎吱转动。脚步声、塑料牙杯轻敲木桌声、换睡衣时煽动的风声、宿舍床梯子铁架晃动的声音。对面的床帘拉上，传来一阵长美甲敲击屏幕的声音，直到鼾声轻起，我才能安心入睡。

尝试过耳塞，但是不管用，特别是右耳。强烈的异物感在耳道膨胀，我所有的感官和注意力都被耳塞吸引，于是我放弃，就这样在放大的声音中度过了大学四年。

睡醒时已快十一点，方舒中午要和其他朋友见面，早早出门，菲菲见我终于下楼，“嗷嗷”叫着把我引到她的零食柜前，想让我奖励她一些加餐。听说打耳洞后耳朵不宜沾水，我洗了个澡，吹干头发，从冰箱里翻出些很早前买的速冻饺子，煮了十二个饺子，吃饭、刷锅、洗碗，准备出门。

在地铁上收到妈妈发来的消息，家乡已经下了初雪，她问我上海需不需要棉被和羽绒服。南方的十一月让我想起家乡的八月或北京的十月初，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散发着青葱的绿意，有着陌生的、不属于这个季节的温暖。我拒绝了她的好意，说上海暖和得很。又思考了一下要不要告诉她我要去打耳洞，但地铁即将到站，妈妈从来不主动问我的日程，我也不想对妈妈解释太多这之中的动机，毕竟这是一场迟来的青春期叛逆。

我和方舒几乎同时抵达穿孔店，店员向我推荐团购套餐。我看了下，问她，你们有单耳的套餐吗，我只想打一只耳朵。一位金色短发、耳朵上布满耳钉的中年女性从员工间走出，“小方！你怎么过来了？”方舒说，带朋友打耳洞，并向我介绍，这位是花姐，她的左耳就是花姐给打的。

花姐说，目前只有双耳的优惠，单耳只能原价。我说：“那就不用了，我只想打一个耳洞，在右耳耳垂。”

“花姐，能两个人拼这个套餐吗？我也想把我的右耳打了。”方舒忽然来了一句。

花姐同意了，但说我们只能选同款的耳钉。她示意我先来打，我坐下，确认了耳洞的位置后，冰凉的酒精棉签划过右耳耳垂，一个更加冰冷、更加锐利的针尖抵住我耳垂上被标记好的位置。没有丝毫的停顿，我感受到一股沉稳并向前的力，推着一列看不见的火车，轰然驶入耳垂的桥洞，轮轨摩擦的声响在右耳的腔室里被无限放大、延长、回响。火车慢慢停止，像是等待轨道上其它列车的错车避让，随后一小段耳钉从耳垂后方反方向穿过耳洞，那列火车也在这精巧的操作中完成了转向，悄无声息调换车头，反方向驶出隧道。一切被放大的声响都戛然而止。

“好了哈，很适合你。小方你过来吧。”

我站起来，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右耳不大的耳垂上多了一颗小小的、银色的、闪烁的耳钉，和左耳垂正中间的黑痣形成对称。爸爸，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耳洞。

04

高考后，我不顾一切地考到北京，只为了可以离爸爸近一点。从家乡到北京只有一辆K字头列车，要坐16个小时的硬卧才能抵达北京。刚到北京，爸爸同事一家请我们吃全聚德，要祝贺我考来北京上学。

爸爸同事的女儿小萌和我同龄，她染了一头粉发，耳朵上戴了一对夸张的、自己设计的热缩片耳饰，并送了我一对自己设计的耳饰，是一对红白相间的锦鲤，鱼的尾巴变成红金相间的流苏。“听我爸说你叫锦萱，我就想到了小锦鲤……不过你是不是只有单边有耳洞？”小萌凑近，看了看我的耳朵。

我笑着摸了摸耳垂中央的小小凸起：“左耳朵中间是一颗黑色的痣，我还没有耳洞。”

“没关系，网上能够买到耳夹转换器，很方便的。”

“你也在北京念大学吗？”我收下她的好意，回问她。小萌告诉我，她要去美国读书，设计类的专业。我觉得好可惜，本来想和她一起玩的。

回到爸爸的住处，我把小萌送我的礼物拿给妈妈看。妈妈说：“小萌的手真巧，她的头发也很好看，你要不要也打个耳洞……”妈妈的话还没说完，我爸便打断了妈妈的话。

“打什么打？我女儿不能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小萌那孩子我本来就不咋喜欢，听说成绩没那么好，她家里砸钱供她去国外读书。她头发染得不三不四的，像什么样子。”我怯生生看着爸爸，他的严肃中多了易怒，原来这才是爸爸真实的模样。

可是我想打。我在心里说。忘了从何时起，我发现我的右耳除了能够发出像火车一样的声响、听力变得惊人敏感之外，我还能在打开耳内的开关的同时再哼出一个音，那声音并非向外扩散，而是被拽回至我的大脑，在我头颅里放大、环绕、震荡。我哼出“我、想、打”的音调，这是我真实的愿望，却只能在脑中拆解、重组、循环，我的愿望在声浪中甚至有些震耳，但这毕竟是只能回响在我内界的渴望，我依旧没有勇气，对爸爸说出“我想打耳洞”五个字。我只好默默地把那对锦鲤耳饰收好，想象着这两条小鱼能够在我的耳下游动。

我爸努力地融入大都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从小到大，他和妈妈的通话提及我的部分永远是我的学习成绩。我听见他让妈妈为我报奥数班、学英语，再到高中让我学习理科竞赛。我抢过我妈的手机，告诉他，我们高中没有这些啦。我爸在电话那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规划着我的跑道。“那你好好学习，争取考上985，争取来北京。”每每听到这些话，我默默地把电话听筒从右耳放到左耳，我不想接收爸爸的期待了。

可我还是奋力跃起，沿着从北京递来的电话线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往上爬，我花了十八年和一趟十六小时的绿皮列车，终于走到爸爸身边。可当我抵达，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如此斑斓辽阔，我追不上。

爸爸似乎也没那么欢迎我。

我的右耳火辣辣地疼。

05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出了神，一颗小小的、银色的耳钉在我右耳垂的正中央，和左耳垂处的小痣形成对称。一阵阵蜜蜂蜇咬般的隐痛还在耳垂上跳动，就在耳朵跳痛的那几秒，我似乎听见我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回响，但那声音太薄弱，我爸的声音好像被那趟驶出我右耳的老式火车带走了。我的欢喜盖过了耳垂的酸胀，我尝试发动右耳内部的开关，“哐当、哐当”，我喜欢我右耳破碎的声音。

方舒也打完了耳洞，我们付款，准备离开。

“你怎么突然想打耳洞？”走在路上，我问方舒。

方舒说：“来都来了，干脆打了。”方舒的声音迈过城市间的脚步声、风声，像一颗台球刚刚好落进我的右耳的耳洞，我惊觉我右耳听到的她的声音要比之前清晰。我想起那个传说，一起打耳洞的人下辈子还会相遇，只是我没想到下辈子相遇的人是合租室友。

“你呢？”方舒问我，“为什么打耳洞，还只打一个，好有个性。”

我忽然不想再随便找个回答糊弄过去，我诚实地告诉她，因为我爸不让我打耳洞。

“所以你就打了？”

我点点头。

方舒忽然停下脚步：“还是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去打耳洞。因为耳洞无法复原的。”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严肃的方舒，她的左手悄悄摸了下她的左耳。左耳的星星耳坠动了一下，我灵敏的右耳立刻捕捉到了金属的晃动。我想方舒应该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告诉她，因为我爸不同意我毕业直接工作，他想让我继续读个研或者读个博，我和我爸大吵一架，现在仍在冷战。但我爸前几天被裁员了。打耳洞是我从十八岁到现在的梦想，今天终于付诸实践了，不用担心我。

“那恭喜你。”方舒的语气柔和下来，“我们去喝咖啡吧，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店，就在这附近，过条马路就是。”

我和方舒一进店，店员就问她“还是要冰美式吗”，我想方舒应该常来这家店。方舒拿起吧台的菜单，手指在几款饮品中顿了顿，最后停在“雪国”上。又把手里的菜单递给我，我扫过那些陌生的名字，问她有无推荐，方舒说，我朋友之前点了“花与爱丽丝”，说还不错。

“那就这个吧。”我说。

方舒问我：“你介不介意我们一起吃一块蛋糕？”

我当然不介意。方舒点了一块开心果巴斯克，说这个很好吃。

店员端上了两杯咖啡和一块绿色的巴斯克蛋糕，咖啡的油脂感与开心果的香味环绕鼻尖。我们不约而同举起手机，拍漂亮的咖啡与蛋糕。方舒的手机忽然对准我，我们的目光对视，“要不要我帮你拍一张？我才发现。你的头发阳光一照是红棕色的，配上棕色的皮夹克，很像我点的这杯‘雪国’。”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头发，再仔细观察她手中的那杯咖啡：棕褐色的液体托着雪白的奶盖，奶盖上漂着一片美丽的枫叶。

“雪国真的很好喝，你要不要尝一下，”方舒把杯子小心翼翼推过来，“我不介意我们共用一个杯子。”

我轻轻抿了一口，绵密的奶盖裹挟着清爽的、有着坚果香气的美式，滑入喉咙。将玻璃杯还给方舒时，我发现我豆沙色唇釉的印记悄悄粘在杯沿。刚想拿纸巾抹去，方舒已经自然地接过杯子，她的目光同样在杯沿上停留，但只有半秒，然后，她的嘴唇精准落在了我的唇印的正对面，仰头喝下了一大口。

我们一起买第二份半价的甜筒，一起漫无目的地逛超市，然后提着家庭装的鲜肉与零食走回我们合租的公寓。谈笑之间，方舒的声音都经由我敏感的右耳清晰无比地接收、放大，方舒正悄悄地在我体内扩音。做了两个月的舍友，明明前一天我们还在心照不宣地划分着楼上和楼下互不侵扰的界限，此刻我们的距离因为一个耳洞骤然间拉近，就像“雪国”奶盖与咖啡液清晰的分层在共用杯口的搅动下变得摇晃、交融，最终融成一片温润的暖棕，暧昧不清。

我恍惚间觉得我在出演一场电影，此刻正在拍摄一段长镜头。在这样的镜头中，那枚崭新的钉子在新鲜的伤口中微微胀大，我灵敏的右耳清晰地感知它的轮廓。幸福驱使我发了一条微博，附上新的耳洞、双人份的咖啡与在超市里方舒挑选零食的背影，文案只是一个“耳朵”的表情符号，定位在那家咖啡店，点击了发送键。我忽然觉得方舒就是那颗耳钉，我所长久空缺的、关于亲密关系的想象，那些对共同生活的隐秘渴望，此刻都被她切实地、带着轻微异物感地填补了。

06

打完耳洞后，入睡变得困难。

我一直有着右侧卧的习惯，把那只能够放大外界声音的耳朵压住，人为削弱世界的音量。花姐提醒，睡觉时最好不要压着耳洞，于是我只能以僵硬的仰卧姿态躺在床上，平躺让我内部的潮气、声音、记忆全部暴露，所有声音都在右耳里跳动、扩大、产生回声。仿佛我的耳道成为某种钢铁的隧道，一节旧式火车正沿着那条黑暗的通路驶来，轰鸣渐渐逼近。

“最近怎么样？你看起来很幸福。”我忽然听见一个好熟悉的声音，我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发现我脚下是嵌在茂密的野草中的银灰色的铁轨，而我的前男友严子豪站在轨道上，穿着似乎和我爸同款的深蓝色冲锋衣。我扭过头看他，你怎么来上海了。他嘴唇翕动，我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沿着铁轨走向他，朝他喊，我听不见你说话。

我能听见附近高架桥上的车流声，我能听见城轨经过的声音，我确认了下我右耳的开关，一切都没有问题。可我怎么都听不见严子豪的声音。严子豪突然俯身搂住我，用他冻得发红的左耳贴住我的右耳，我又条件反射地振了振耳朵的开关，随后严子豪转过身，朝着我的右耳说，这回能听见了吗？

听见了，他的声音像泄洪的潮水冲过来，将我耳道内的污垢都冲走。只是我听见火车的声音越来越大，抬头一看，黑色的火车喷着灰白的蒸汽向我们驶来，汽笛声以难以承受的频率穿透我的右耳。我被他拉着，我们沿着铁轨狂奔，耳边充斥着刺耳的、持续的、仿佛永远不会停止的轰鸣。

我忽然惊醒，发现才凌晨四点钟，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入睡的，也不知道何时又换成了右侧卧。我赶紧摸了摸耳钉，温热的耳钉还残留着入睡前幸福的温度。

我睡不着了。明明我已经用这枚耳钉堵住了身体的一个缺口，可为什么旧伤、遗憾、被压下去的潮水却在这样圆满的夜里重新浮到表面？梦境中的严子豪声音如潮水，把全部我尝试遗忘的、过去的记忆都侵蚀沉积在我面前。

上个寒冬，我用一种几乎残忍的方式和严子豪提出了分手，残忍到我的记忆自动抹去了细节。只剩下一个闪回，他兴致勃勃邀请我一起看摄影展，我们刚出地铁站，在进入艺术馆之前，我大脑不受控制地说，“我们分手吧。”他愣住，追问我理由，我头也不回地奔过地铁闸机，跳上一辆刚到站的地铁二号线，甚至没有注意地铁运行的方向。

我什么都记不清，只记得穿梭的地铁声与鼓膜的共振，地铁声冲击我的右耳，耳内感到疼痛，地铁刚到站，我便无法忍受下了车，找了个最近的商场觅食。乘扶梯上楼，我在窜动的人群中立刻锁定了高个子的穿着皮鞋的男人，我爸和一个陌生的卷发女人走在一起，左手里提着几个品牌的购物袋，右手搭着女人的肩。那件蓝黑色冲锋衣过于显眼，我一眼认出来，是过年回家我们一家三口去商场买的促销款。我杵在原地，隐约想起分手的前因是严子豪选了深圳工作的offer，我说“异地没有未来”，但真正的原因是爸爸不满意严子豪，不满意他的艺术专业以及他的单亲家庭，每次和爸爸见面，他都会对我念叨很久，我遵守着我爸的规矩，并做出了最终的退让。只是严子豪不知道这一切。

我一个人沿着护城河走，妈妈打来电话，问我在做什么。我装出平和的音调，说和同学出门逛街了，吃个饭就回学校。关于我今天分手，又在商场见到我爸外遇，我都没有说。我妈说：“上学辛苦了，适当奖励自己吃点好的，我要去补觉了，晚安。”

挂掉电话，我只是哭，手机显示，老家今天零下十八度，妈妈中午打来电话多半是刚下夜班，或许正小心翼翼、克服着困意地走在结了薄冰的路上。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那种本能般的疏离，那种害怕打扰、耻于提问、将一切声响紧紧捂住的习性，是从妈妈身上习得的。

或许妈妈早就知道爸爸在北京如此，去年过年回家，我和妈妈去洗浴中心洗澡，她的左胸又多了一条肉粉色的蚕。我问她什么时候弄得，她才支支吾吾说，去年体检乳腺发现了一个结节，超声结果不太好。妈妈果断选择切除，好在不是恶性肿瘤。只是再一次疤痕增生。

“你咋不跟我说？”我问她。

“你那会儿找工作呢，我这是小手术，不怕的。”

“那我爸呢？”

“你爸在北京，能管啥用？他也没办法请假，又要坐那么久的火车回来。”

我爸能管什么用。或许妈妈早就知道了我爸的外遇。神圣的、严肃的、在北京努力工作的爸爸如屋檐下的冰溜子猝不及防掉了下来，扎在我身上，那一刻的我，以为我和妈妈被我爸背叛了。我的眼泪滚烫地滑落，在皮肤上留下微弱的灼痕。

我哭着给严子豪发消息，想跟他道歉，发现他删除了我的好友。走在路上，我忽然觉得一阵耳闷，右耳像被什么东西顶住，竟然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我再次尝试开关，发现那个开关失灵。外界的声音变得模糊，我沿着护城河走，虚伪的人造河流，走着走着走到东便门角楼。买了张票，我盯着从北京站驶出的火车哭得更凶。什么都听不见，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啜泣。

妈妈，我听不到火车的声音了。

我爬上东便门城楼，忽然想起我和严子豪刚在一起时也来过这里，严子豪的毕业设计做的和火车有关，我陪他采风，寻找灵感。我们站在城楼上，我好想告诉他我的耳朵会发出像火车一样的神秘声响。于是我对严子豪说：“我这边有一个秘密，或许对你毕设有用，但是你想知道的话，就要和我交换秘密。”

严子豪点头同意。我说：“我的耳朵会发出声响。”他说：“我不信，要亲自听到才可以。”不知怎的，他主动将左耳盖在我的右耳上，我顺势发动开关，他说：“真的能听到。”“像不像火车？”我说。

他说：“像钢轨接缝的叩击。我毕业设计一定要对你耳内的声音做个采样。”

我想起妈妈的疑惑，原来是我和她的距离太远。她听不到我耳内的声音。

严子豪轻轻俯下身，说，“轮到我了哈。”我点头，他在我的右耳做悄悄话的姿势：“中考结束的暑假，我妈去世了。突然一下出车祸走的，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的右耳把这句话放得无限大，震得发疼。

而我最终成了突然离开的人，严子豪的毕业设计也没有找我做声音采样。分手那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如今，梦中我听不见他的声音，一定是对我的惩罚。

07

我和方舒的关系在南方寒冷的冬天迅速升温。睡觉前，我们互相帮忙为耳洞消毒，我们挤在小小的卫生间，方舒从背后把我吹得半干的头发盘起，仔细用棉签清理孔道旁边的分泌物，再用碘伏清理洞口，流程结束后，方舒拿出小风扇，想要将我的耳垂轻轻吹干，说这样耳洞不容易发炎，也不容易增生。她的手摸到我的耳朵的瞬间，我被一阵酥麻击中，我想起妈妈的声音、想起妈妈的手牵着我的手，想起放学后和妈妈一起吃一颗热乎乎的烤地瓜。只是我从高中开始住校，大学离家，我和妈妈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才注意到，你的耳朵好小。”方舒说着，将自己的左耳盖在我的右耳上，我愣了下，耳内那枚秘密的开关仿佛受到刺激般微颤。我轻启了它，细微的“哐当”声在贴得极近的两只耳朵之间传递，像一枚小小的金属球在耳腔里滚过。

“刚刚……是什么声音？”

“我的耳朵会发出声响，很小的时候就会了，我却一直不清楚原因。”我从未告诉他人的秘密，却在不经意间向方舒敞开。我们最终坐在沙发上聊我的右耳，肩和肩自然靠在一起。方舒查着手机，试图为我找到诊断的名称，但什么都没找到，甚至没有相似的病例。我再次确信这是一种无法被命名的、我独有的秘密。

菲菲似乎感到了我和方舒关系的亲近，她更加放肆地和我们撒娇，我和方舒在沙发坐着的时候，她把头枕在方舒腿上，再把脚搭在我身上。

菲菲好像比我们更早地接受了对方。时间退回我来到这里看房的时候，菲菲丝毫没有畏惧我，她用头亲昵地蹭我的腿，并竖着尾巴跟我爬上二楼，又自来熟地跳到二楼的床垫上，顺势倒下。方舒说：“她叫菲菲，她看起来很喜欢你，感觉我们也能很好地相处。”于是我租下了这间屋子。

打耳洞快一个月，我已经习惯了右耳垂上异物的存在，也更适应了“和方舒一起生活”。和方舒在一起时，我莫名放松。如果我是一只猫，我应该会像菲菲一样四仰八叉露出最柔软脆弱的肚皮睡觉。

我承认在这间屋子里我想起严子豪，如果方舒是严子豪，如果我们还在恋爱，我们会在家里一起听唱片、弹吉他，我们一定会把一楼的客厅摆上我的吉他、他的相机们，以及我收藏的唱片与书籍。但如果是和爸爸妈妈住在温馨的家里呢，我们一家三口抱着猫嗑着瓜子看电视吗？再或者围在桌边打斗地主？我无法具体地让这些生活场景在眼中复现，因为我从未拥有过。

我偶尔想起爸爸妈妈的婚姻，也是门当户对，相亲相识，爸爸妈妈之间没有感情，却也没有“搭伙”过日子。但我爸被裁员，他终于要回老家了吗？他会离开北京吗？或者要找新的工作吗？他和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能和妈妈长期友好、平和地共处一室吗？

我想象不出来。

方舒为我的耳洞消毒的时候、我的耳朵放大了方舒的声音的时候，我一度以为当下的生活堵住了我身体的缺口。但其实打完耳洞一个月，就可以自由地更换耳钉了。

我下意识地旋转我的耳钉，忽然意识到，妈妈独自留在老家的生活，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那个念头一闪而过，我没有继续想下去。

08

和妈妈逛商场时，她总会在金店驻足，盯着那些明亮的耳饰，又问我：“你要不要打耳洞。”我还记得十八岁那年爸爸的发怒，也清楚妈妈“你想不想”的句式，本质上是她自己想打。就像她在接我放学的路上想吃烤串，总会问“你想不想吃烤串”，我们进了店中，妈妈“替我”点了烤茄子、鸡心，以及我从不爱吃的鸡肝，一看就是她自己想吃。于是我回绝妈妈，说：“你也可以自己打。”妈妈却说：“我也想，但是我身上的疤痕那么吓人，打了洞，怕是会长成一团难看的疙瘩。”

妈妈是疤痕体质。她身体上的每一条缝合线都会在愈合后膨胀起来，像要突破皮肤的围栏，形成一条条粉色的肉虫。她身上的“虫子”随着年月增多、变硬，在长久的静默中不断堆积、膨胀，最终成为身体上的一种突兀的、无法消除的凸起。后来我意识到，我与世界的疏离，或许正是从妈妈这里学会的。

我也遗传了妈妈的体质。小时候一次摔倒，左膝磕掉了一块肉，缝了三针，硬是长出了一个小小的肉疙瘩。但我还是想要打耳洞，哪怕瘢痕体质可能会遗传，从妈妈的肚皮再到我的左膝。我遗传了妈妈的近视眼、遗传了妈妈的自然卷，但我不想遗传妈妈的遗憾。

在方舒的精心护理下，我的耳洞没有发炎，一个月后，我终于可以更换耳钉，宣布耳洞正式愈合。

我想，是时候告诉妈妈了，我给妈妈发了张自拍，说我打耳洞了，并且恢复得很好。妈妈一个视频电话打来，背景是医生休息室，她穿着白大褂。我把耳边的头发撩起来，露出亮闪闪的耳钉。妈妈愣了一下，随后笑起来，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说：“挺好看的，记得按时消毒哈。”

挂掉电话前，她又补了一句：“等你过年回家，我带你去看看金的耳饰。”

早起头热，浑身乏力，方舒已经出门上班，我打电话问她有没有体温计，一量体温，三十八度九，赶紧请了病假，我被禁锢在床上。

无事所做，我浏览着自己的微博，又随手点开打耳洞那天和方舒去的咖啡店的位置信息，“此地微博”没有很多，我漫无目的浏览着，直到我看到相同的“雪国”“花与爱丽丝”和开心果巴斯克。仔细一看，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短发的女生的侧脸，虽然脸被贴纸遮住，直觉告诉我，这是方舒。

我以为自己刷到了方舒的账号，颤颤巍巍点开头像，发现对方的id是一串英文，但最后两个是汉字“星星”，ip显示在广东。我忽然想起方舒的左耳耳垂下时常挂着的星星耳坠。打耳洞前，我对耳洞的幻想是换不同的耳饰，但是方舒似乎一直戴着的都是这个星星耳坠。或许是直觉，我的心跳突然加快，翻阅星星的主页，果然，我看到相似的房间，菲菲蜷在床上的合影，还有她和方舒一起去冲绳旅行、一起去崇明岛看双子座流星雨，照片里的她有着和我一样的红棕色的头发，戴着类似的黑框眼镜，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天方舒在看到我后说“感觉我们也能很好的相处”，原来是因为我太像她。也懂了那天她为什么要推荐“花与爱丽丝”，原来那天星星喝的就是那款咖啡，她们一起吃了开心果巴斯克。

星星和方舒应该是，至少曾经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不怪方舒，毕竟在这样亲密的举动中，我也会想起严子豪，幻想任何亲密的恋情。我们是舍友，除了同事，我们是相处时间最久的人。睡了一觉又一觉，我隐约听见门锁开动。菲菲本来趴在我的床上，听见声响后立刻跑向一楼迎接方舒回家。我听见换鞋的声音，听见上楼梯的声音和塑料袋的响声。“好点了吗？我买了黄桃罐头，听说你们东北小孩生病的时候吃这个。”我迷迷糊糊睁开眼，方舒焦急地站在我的床边，手里提着黄桃罐头与一些零食。我忍住了问她关于星星的事。

我理所当然地、接过方舒的黄桃罐头，一口一口吃下去。我看着方舒离去的背影，看她左耳上摇摇欲坠的星星耳坠，像要掉下来，又像替我掉下去。迷糊中想起和陌生女人逛商场的爸爸，又想起在寒冬里上班的妈妈。分裂的世界不再让我确认爱，因为我根本没有习得如何去爱。我的耳洞愈合得很好，可是妈妈，你不幸的感情也遗传给我了吗？

09

我偷偷开了微博社交会员，把星星的账号设置成了“隐身访问”。只是这个账号很久都没有更新，她的回忆永远停留在了住在上海的时刻。她微博的内容成为我的通勤读物，星星应该是一个细腻的、在徐汇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女孩子，我能够将她微博中全部的细节背下来。

方舒邀我去公园野餐，问我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说：“去森林公园吧。”因为在星星的微博里，她们曾在那边的草坪铺过一块黄白相间的野餐垫，我甚至记得星星在微博里写奶茶洒在了垫子上。

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方舒并排躺在野餐垫上，枕着背包昏沉沉睡一个久违的午觉。我知道方舒和星星也一起睡了午觉，我或许躺在方舒与她的记忆重合又错位的焦点。我的右耳听见方舒小小的鼾声，就这样短暂拥有过也好，我心想。

打车回家，我隐约看到一段斜穿马路的铁轨，“原来这附近真有铁路。”

“嗯？”方舒抬头。

“深夜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总能听见耳边有火车经过。”

“但这边的铁路看起来已经废弃了。”方舒说。

我没有反驳她，我宁愿相信夜晚的火车声来自我的耳朵，而并非真实存在的火车。我享受着在体内穿行通过的声音，让我确认着我的特别。

这时，方舒的手机忽然响了，“喂，哪位？”她接了电话。她立刻调整了手机音量，但由于她坐在我的右侧，一切的声音都可以被我的耳朵放大、捕捉。

电话对面是一个女声，只是说：“是我，我回上海了，我们要不要见一面？”方舒压低了声音，问她几点、在哪里。对面说：“要不去明天去滨江散步吧。”我悄悄打开手机，点开星星的微博账号，发现主页ip变成了上海。

我猜那一定是星星的电话。但我也没多问，只是待方舒挂掉电话，问她：“今晚吃啥？”

方舒说：“走之前我把鸡翅化上了，烧个红烧鸡翅和番茄炒蛋，我们简单吃一下。”

但方舒明显心不在焉，我们回家，她先腌制鸡翅，我看着她拿起醋往碗里倒，我说：“不是做红烧鸡翅吗，怎么要用醋？”她突然回过来神，下意识骂了句脏话，转而加入生抽和老抽。

我对她说：“你看起来状态不好，没感冒吧？”

她终于向我坦白，说刚才在车上接到了曾经朋友的电话，要约她见面。我说：“我来做饭吧，你好好休息一下。”方舒却拧开了情绪的阀门，像一场久违的泄洪。

“我至今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不和我联系了。”方舒坐在沙发上，“她就是之前住在你那间屋子的人。她走的那一天，什么都没有带走，菲菲其实是她的猫。那天我在公司开了一天的会，没看手机，下班的时候看到消息，发现楼上已经空空如也，下楼的时候，我发现地下一层的垃圾室堆着她的床单、她的枕头，以及一些废弃的衣物。一个人竟然会在一天之内消失。”

我听着方舒的讲述，起锅烧油，将腌制好的鸡翅放入锅中，却一分心，油点蹦到手上。“那之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这之后她拉黑了我了全部的账号。”

“那这之前有什么前兆吗？”

“我想了很久，可能是她收到部门调整，要被公司调去深圳。”又是不告而别，又是深圳。我想起在深圳工作的严子豪，毕业的时候，我去看了他的毕业设计展览，走到他的展位时，听他的同学说，他们组缺人，人已经去深圳上班了。严子豪也同样是与我不告而别。

“我总觉得她会回来，因此一直付着双份的租金，但后来实在经济压力有点大，才把房间租出去，然后遇见了你。”方舒说，“虽说，和你一起生活之后，我觉得你和她有点像。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森林公园，我和她也去过。”

你和她也一起躺着睡了午觉，你和她也一起打了耳洞。我心想。呲呲的油声盖过我的声音，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看起来合得来”，而是因为“我看起来像她”吗？虽然我很早就猜测到了这样的结果，但我不想让方舒宣布如此残忍的真相。奇迹般地，我的右耳没有过多的疼痛，只是油烟机的声音大过了方舒的声音，我不想再听方舒讲话了，只是简单地嗯嗯附和，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屋子里开启耳朵的屏蔽开关。

我故意做了咸口的西红柿炒鸡蛋，我知道方舒平常做的都是甜口的，但是妈妈一直做给我的、我爱吃的都是咸口的。我看得出来方舒在努力装出好吃的样子，心里突然闪过一丝钝钝的快意。

回到卧室，我发疯地寻找那对锦鲤耳饰，想要替换掉我和方舒的同款耳钉，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方舒敲门，问我喝不喝热红酒，我说，好，我下楼。

整个屋子都是肉桂与苹果的香气，我和方舒捧着上个月一起买的同款马克杯，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看着方舒右耳上的银色耳钉，忽然觉得这样模糊不清的关系也没关系，至少比距离带来的想念好得多。我虽然爱我的妈妈，但我不想像妈妈一样被困在寒冷的冬天，我不想因为爱的信念而忍受长久的距离。我的耳朵又开始疼痛，我打开耳内的开关，我又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了。

我悄悄地练习说爱、练习说出想念、练习说出不满，但是这些情感都没能用嘴说出，他们只停留在我的身体，明明我的耳洞已经愈合。

10

方舒选择去见面，又给我发消息，说想领朋友回家坐坐，问我方不方便。我说不打扰你们，我晚上约了朋友，不在家。其实都是谎话。我立刻出门，随便找了家酒吧，立刻在酒单上锁定了“雪国”这个和那天方舒喝的咖啡同名的鸡尾酒，点了一杯，独自小酌，却没想到这款酒如此之烈，喝得让人脸颊发烫。

很晚到家，方舒坐在沙发上，我明显感到她轻松很多。方舒告诉我，果然她们之间有误会，如今谜团解开，她朋友也回到了上海工作，方舒也向朋友说了她的感情，她们又成为好朋友了。我看着方舒的耳朵，右耳垂上和我同款的耳钉不见了，变成了和左耳一样的星星耳坠。此刻酒劲儿已经冲锋上前，脑袋连着耳朵疼，我没有多问，只是忍住情绪，对方舒说：“我晚上有点儿喝多了，先上去了。”

我似乎尝到了“失去”的味道，像那杯酸涩的“雪国”鸡尾酒灼烧咽喉与食道，连着耳朵根部一起疼。我躺在床上，回忆我和方舒在一起的点滴，分明我和方舒之间并非爱情，也或许连友情都称不上。我们只是彼此之间的耳钉，各补所缺。只是一个耳洞不能同时戴两只耳钉，星星才是方舒那只永远不会换掉的耳钉。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星星的微博终于更新。我通过几张图拼凑出了她们一天的动线：在徐汇滨江漫步、去附近商场吃日料，并回到了我住的屋子。照片里的星星甚至穿的是我的拖鞋，她和方舒抱着菲菲合影一张，像温馨的一家三口。

我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落泪，因为想起自己家中竟然找不到一张和爸爸妈妈的全家福。或许对于菲菲来说，妈妈只是出了远门，或者像儿时的我一样，爸爸只是在外地工作，现在终于回家团聚。只有我，像一个偷窥幸福的小偷。

忽然，我听见了火车的声音，低沉、迟缓，声音似乎来自窗外。我拉开窗帘，一列货运火车，在窗外不远处的铁轨上缓缓现身，一节节黝黑的车厢在微弱的光里衔接蔓延，仿佛一条没有尽头的、移动的伤疤。

原来，家楼下这段铁轨从未废置。一直以来梦中的火车声不是幻听，也不来自耳朵的声响，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在我家楼下驶过的火车。我看着逐渐从视线消逝的火车，哭出了声。

耳洞基本恢复，可以侧睡，我拉上窗帘，翻身，火车声消失了。

火车驶出我的右耳。

方舒转租了她的房间，说要和“那个朋友”一起住。我知道这件事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一切进行得那么快，又想起我和方舒一起打的耳钉，想起那个民间传说，那就下辈子再认出彼此吧。

我给方舒发消息：“你慢慢搬家，我出个远门。”

当天晚上，我拔下那颗银色耳钉，换上了十八岁时收到的锦鲤耳坠，坐动卧去了深圳。列车启动时，锦鲤的红色流苏随着惯性轻轻摆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悄然置换。列车到站，我笨拙地模仿、模仿着星星的方式给严子豪打电话，但我还是对他撒谎，说我正在深圳出差，你下班后我们要不要见一面。

对方似乎刚睡醒，沉默了几秒钟，缓缓说：“好，我争取准点下班。”

我们约在一家港式茶餐厅见面。严子豪比分别的时候还要黑，身体也壮实了些，但仍藏不住他的黑眼圈。

“黑了不少啊。”我先开口打趣道。

“嗯，最近在学潜水。”他低头，观察到了我的锦鲤耳坠，“你竟然打耳洞了。”

我点点头。

“这个锦鲤很适合你哎，但你不怕被你爸说吗？”

“我不怕了。”我说，“他被裁员了，可能会回家，我不清楚。”

是啊，爸爸甚至不知道我的耳朵的秘密，“我已经不想按照他期待的样子生活了。”

但我目前没有和你复合的想法。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你的耳朵，还是会响吗？”我说：“会啊。”

“我想听。”

我坐去他旁边，我们的耳朵贴着耳朵，我顺势将身子往他身上倾斜，他没有躲开，又顺势握住了我的手。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在东便门角落上交换秘密的时刻。“好久没听到了。”他说，“我好想这个声音。”

“对不起，”我说，“谢谢你愿意见我。”

“我也有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我最近不是在学潜水嘛，我一朋友也是耳朵会响，好像是咽鼓管自主开放，潜水里叫‘BTV’。我也听过他耳朵的声音，和你的声音一模一样。如果你也是的话，那可是潜水圣体，他下水的时候，靠耳朵就能自动平衡水压，像一条鱼，很自如。”

“我当时就想告诉你，结果想起来当时把你拉黑了，我也不想加你好友。想着就当作惩罚你，当时分手做得那么绝，让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耳朵是怎么回事。”

BTV，我默默记住了这个缩写，那列在我体内运行了近二十年的火车，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严子豪告诉我，他当时也查过这个症状，倒不是疾病，而是可能源于鱼类祖先的身体特征。

我摸了摸我右耳挂的锦鲤耳饰，笑着说：“我的名字锦萱是妈妈起的，我可能是真的一条鱼。”

在交谈中我得知，严子豪最近在忙一个大项目，已经连续睡了两天办公室，我觉得他是强撑着困意与我出来见面。我们走在写字楼林立的街道上，严子豪家租在了深圳郊区，每天靠着公司班车通勤，我们在二十度的晚风中黏到了末班车的时间，我送他去班车站，我们的关系又续费了一个红灯的九十秒，直到我们不得不面对分别。

回到深圳北站旁的酒店，隔音很差。我搜索了BTV，原来我耳内的开关是发声肌，耳内的声响来源自咽鼓管。网上说，天生的BTV可以用鼻孔听歌，虽然这个测试有些荒诞，我还是按照教程把耳机放在鼻孔处，打开音乐播放软件时，手机推荐了《我是一只鱼》。我点了播放键，控制耳朵的开关。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旋律并非从耳道，而是从骨骼与腔体的深处浮现，将我环绕。我想，我不会再那样想念谁了，原来我的身体并非破碎，而是拥有一种与他人不同的体内结构。这时，我听见窗外一列火车轰然驶过，声音粗粝，像我当年离开北京奔赴上海时的那班高铁。紧接着，我耳内的火车也启动，“哐当、哐当”，方舒家楼下的货运列车，爸爸去北京时乘坐的绿皮火车，一并从我耳道的深处驶出，奔向遗忘的荒原。

我翻了个身，让右耳贴着枕头。

我不想坐火车了。我要坐飞机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