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我醒了，像被日光抽了一巴掌。直到确认过时间，我才又慢慢地，安心地闭上眼：幸好幸好，还有时间。
我常这样醒来，也常这样带着侥幸跌进重复上演的瞬间。它细碎地遍布在这座城市的日升与月落之间，存在于方方面面。它是地铁站外非机动车道上逆行的共享单车，是早高峰时写字楼闸机旁的咖啡速取窗，是B1楼的超市里22元的自选菜盒饭，是电瓶车后座上贴的公积金提取广告，是存在于新闻里的裁员降薪，是我在写字楼37层A区C55工位上的键盘和鼠标。我闭着眼，想象它们出现在同一天，即便那样，那依然是普通的一天。我徘徊在清醒与沉睡之间，迷迷糊糊地看见被光穿透的窗帘微微地晃动在眼前，兴许是我的散光度数又增加了一点儿。
七点四十五分，闹钟响了，起床，拉开窗帘。
看着窗户上挂着水痕，我想起天亮之前下了一场大雨，那时我正吹着空调，盖着被子，还庆幸着昨天晚上给电瓶车充电前灵光一现地罩上了防水袋。窗外的河泛着浑浊的绿，涌动着还没沉淀好的泥浆。河不宽，也不美，但小区里有这样一条河总归要比没有会好一点。
我早在五月就开始吹空调，以此抵抗一切令人不适的闷或热，因为我拥有绝对的空调控制权。但我的空调已经很老了，老到手机都无法匹配它的型号，老到外壳已经氧化成乳黄色，脆弱地悬在床尾那面墙上吱吱咯咯地叫，甚至每次启动后，我还要踩着床沿手动把它的风向调高一点。我尝试过爬到高处看看它到底生产于何年何月，没想到它的标签保留着除生产日期以外的所有。我想，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不知道也好。
我走到洗漱台，每天早晨站在这儿我都要抱怨一遍：为什么要把镜子安装得这么高，我得仰头伸长脖子才能照见整张脸。除了镜子，还有灶台，以及墙面的挂钩，好像它们才是这房子的主人，总是高了那么一点儿。转动牙膏盖，大拇指蹭到了无名指上浅浅的一道茧，我上周就发现了它，但我想了一周也没想明白怎么能在无名指的中节处磨出茧。
八点十分，关空调，打开玻璃窗，合上纱窗，出门上班。
聒噪的蝉鸣和狗叫在开窗的那一瞬间便裹挟着热浪涌进我的房间，窗外那条河的两侧栽种着茂盛的绿植，沿河修建着一条散步专用道，河道被物业管理得很好，没有垃圾和蚊虫。房东说他买下这套两室一厅的原因，除了户型，就是那条河，他觉得从河面吹进房间的风很惬意。
我每天有两次机会欣赏那条河，出门上班前开窗的时候，以及下班回家后关窗的时候。即便如此，我的房租里仍然有一百元是付给了那条河，签合同前我希望房东能把每月租金再降一百元，但他只是一直重复道窗外有一条惬意的河。
我来到电瓶车旁边。它已经跟了我两年，没有过任何故障，从没耽误过我一点儿，除了左把手的刹车在一年前被某个快递员改装的超宽电瓶车撞歪了。准备戴头盔时，我发现原本粘在头盔上的两只塑料熊耳朵已经掉落，原地找了两三圈，无果。我只好接受熊耳朵丢失了的事实，并开始尝试撕下头盔上的胶痕，我贪心地期望能将胶痕撕得干干净净，直到大拇指和食指都粘上了零零碎碎的胶，我才反应过来：我如此矛盾。当初希望它粘得多么牢固，现在就有多希望它从未出现，像清理内存不足的电脑，我一股脑删除早已弃置的文件，删除还不够，回收站我也要清空一遍，但当初我明明是以“工作留痕”的初衷才保存下文件。我一直这样矛盾，从始至终，少有改变。
八点十五分，再不出发就要迟到了。
我上班的路线很简单，只经过风和路与日丽路，全程五公里。所有地图软件都说从这里骑电瓶车到环球港只需二十分钟，所以我接受了搬到这片房租“低洼区”。但事实是，我每次都得在路上花费半小时甚至更多，一是因为早高峰的车流，二是因为我的电瓶车刹车自打撞歪后就不太灵敏。
出小区门后右拐上路，会经过一家幼儿园。同昨天一样的，路边停了一辆奔驰E300L轿车，我对这款车印象深刻，因为我的直属领导也有一辆。在我还不了解奔驰E300L的时候，有个同事对我说，如果能有一辆我领导那样的车，这辈子就够了。
等我终于对那款车有了些浅薄的认知，同事已经离职去了深圳，走的那天他对我说感觉这些年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可是，二十出头的我还体悟不了他说的那种荒废与虚无，我把他的话记进了脑子里，却怎么也记不进心里。我知道那种感受终将会来临，但一定不是现在，因为我总在清晨的闹钟响起前突然惊醒，然后发现一切都还来得及，还有时间。
幼师迎接着入园的孩子，他们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也悄悄地对自己说：“早上好。”
风和路上的行道树还算茂密，在非机动车道上影影绰绰地落下绿荫，真正的热辣得从风和路与日丽路的交汇处才开始，我会在那个十字路口左转上日丽路，然后一路向东，直到抵达我的目的地。
八点二十五分，我来到风和路与日丽路交汇的十字路口。
我一天中真正的苏醒是在这里开始的。柏油路在持续升温，地面匍匐着滚滚热浪，我握着车把，听着树上的蝉鸣和交警的口哨，不同的音色和音，揉杂进了日光里。我抬头看树，没找到蝉，看看交警，发现昨天也是他，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今天与昨天没什么不同，车依然是那些车，人依然是那些人，连蝉鸣也是。
我的终点是环球港，它矗立在这座城市的中心腹地，是无人反驳的一座“金山”。夜幕降临时那栋锥形顶建筑金光闪闪的棱角便会清晰地将夜色切割，“I LOVE SHANGHAI”的粉色字母循环滚动在金属质感的楼面，我承认它的确能传达出一些令人热泪盈眶的东西。华丽并不是过分的形容，每个城市都需要点儿具备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太阳会东升西落，但环球港从未有黯淡的时刻。高架、地铁、行人，像柔滑的丝带，像蜿蜒的河，在它的两侧拂过。这座建筑的名气无需任何前缀或修饰，我也沾过它的光，找房时我只说了“环球港”三个字，中介和房东便默认我是个有份好工作的稳定租客。可我压根没有他们想的那样稳定，比如毕业四年已经换了三份工作，搬了四次家。
八点三十分，我贴着机动车左转的外围，顺利进入日丽路。
我会在日丽路上经过六个红绿灯，两个地铁站，以及不计其数的车和人。日丽路比风和路热闹许多，路上有许多令我害怕的不确定性事件：越过非机动车道准备乘坐公交车的路人，在路口突然右转的汽车，前方突然急刹的车……我具备作为一名成年人合理应对以上一切不确定性事件的能力，但我依然对这条路上的每个不确定性都感到焦虑，仔细想想原因，其实最终都不过是指向了考勤上的缺席。
经过地铁站的路口，我迎面遇上一个开着残疾人摩托车逆行的老头，我们都按下了急刹，但前胎还是碰上了。交警正好站在斜对角的路口执勤，老头留下一句“你长没长眼睛”后离开了。算是我放他走的吧，我赶着上班，忙得很。我松开刹车，右手却不自觉地抬起了食指和中指，我像个被线牵习惯了的木偶，哑然地看着已经刻入骨节里的记忆。我总算知道了无名指上茧的来由，原来是鼠标啊。
八点五十分，我来到第五个红绿灯路口。
出发前浪费了五分钟撕头盔上的胶痕，今天抵达这个路口比平时晚了些。我挺喜欢这个路口，因为这个路口往北走八百米有一家公司，四年前我去面试过，在那填写了半小时问卷，面试了十分钟。我不再记得那家公司的名字，却记得那位营销总监非常遗憾地对我说“你还没有明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最后，我伴随着会议室里碎纸机运转的声音离开那家公司。
路对面从茂密的树冠里伸出来的红绿灯开始进入倒数：15、14、13、12、11……我想象，如果是今天，那位营销总监依然那样问我，我一定要先问问他：“那你呢？”这就是我挺喜欢这个路口的原因。
但至于现在，我是否已经明确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应该还是能难倒我自己。红灯熄灭了，绿灯亮起了，把脚收上脚踏，我熟练地拧动车把。这世上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等红灯，其实是等绿灯。
经过这个路口后，我来到一家便利店，把电瓶车停在门口。我一直在这家便利店买早餐，而且购物清单从未变过。最初，我在进门后对店员说“要两个茶叶蛋”。后来，我在店里的自助结账机上自助下单，他听到机器报出“本次共购买两件商品”后就打包两个茶叶蛋。再后来，只要我站到了玻璃门外，他就已经开始打包我的早餐。我的日复一日也是他的日复一日，他信任我，而且不质疑我选择，但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过多余的交流。拿到两个茶叶蛋后，我离开了便利店。
八点五十五分，抵达环球港对面的非机动车停车点。
同昨天一样，我把电瓶车停在一辆HONDA摩托车旁边。我从没见到过HONDA摩托车的主人，但通过这辆摩托车的出现和离开，我能判断出他上班和下班的时间都比我要早一点。下车，拔钥匙，摘头盔。隔着车棚的栏杆，我看见环球港楼面新张贴的巨幅海报，A级写字楼的物业工作效率很高，一夜之间就能让那面墙改头换面。
那幅海报上写着五个大字“防晒新科技”，画面精致，字体简约、设计高端。但这世上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比如从我这个角度看，品牌方的名字正好被挡得严严实实。它费那么大劲想广而告之的，偏偏是我怎么也看不见的东西。
感觉等了很久，车终于少了，我拎着茶叶蛋小跑穿过马路。阳光依然刺眼，我抬手想要遮住，却没留神非机动车道上疾驰而来的自行车。他骂了我，比那开着残疾人摩托车逆行的老头更凶，但他也没停留，大概同我一样赶着去上班。
来不及了，我赶紧确认下时间：六点。
我惊醒，像被日光抽了一巴掌，但终究还是慢慢地，安心地闭上眼：幸好幸好，还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