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风

1

十二月中旬的天津还没有下雪，今年我二十一岁，听闻过许多人的死亡，迷迷糊糊瞥见过一些亲人的死亡，却只到过一个人的灵堂，那天初七没到，年还没有过完。家里吃的菜是过年时炖的大锅菜的残羹，辣子鸡里只剩爆炒过的辣子，装鱼的椭圆花边瓷盘盛了半面鱼刺，红烧肉上飘着几块肥肉和香料叶，我和爸妈扒拉着餐桌上的饭菜，除了菜不是他俩下班后现炒的，一切都和平常没有区别，没有红色的剪纸窗花，串门的嘈杂亲戚，应付不了的没有边界感的问题，我们聊着再平常不过的话题，直到饭后我接通了一个电话。

姥爷，姥爷快不行了。

有的话是干燥的，有的话是湿润的，我能感受到，小姨的那句话浸透了泪水。

我有些恍惚，凉透的剩菜饭更加凄凉地摆在餐桌上，那天究竟是大年初五还是初六，我已经回忆不起来，只记得三十那晚给姥爷打电话，答应他要在初几的某一天去看他。那时我对着房间的窗户，生锈的铁质护栏把喧闹的世界分成规整的几份，每一份都有客厅亮起阖家团圆的暖光，把我没开灯的房间也染得有些浮躁。

姥爷的声音很洪亮，我们和挂念的人通话，都会尽力地去听声音的情绪，分明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那边的声音若是流露出欣喜，好像脑海里便也会浮现朦胧的笑颜，和随之而来的安心。

在听到姥爷的声音时我感到心安，脑海里情不自禁地勾勒出一张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脸。消瘦的脸上洁白的牙整齐，嘴角大笑时的弧度和脸上每一丝匀称的褶皱是相似的弧度，连同眼角的皱纹向下的弧度可以拼接成一圈年轮，树藤般蔓延的褶皱间是一双盛了清澈的光的眼睛，那双眼睛像土壤的中心凹陷下去，却神采奕奕，让人忍不住注视。

那双眼睛在窗户起雾时和另一双眼睛重叠，只是那双眼睛有时会带上一副墨镜，褶皱的弧度也不相同，有时我们依靠褶皱的弧度来区分年长者的身份，在那个瞬间我想起了早已逝世的亲姥爷。

姥爷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我练习书法的老师，一些机缘巧合的推动下，我们成为忘年交，我喊他姥爷，他对外人自豪地炫耀我是他最小的孙女。

人总会为自己再寻找一些家人，流淌着不同血液的家人，在相知相识的那刻来临之前素未谋面的家人，这是一份岁月的馈赠，伴随肌肤和骨髓的延展，细胞湮灭又更替，与人交流的话语，经历的浮沉也在缓慢地延长。

只是有时血浓于水，那通我以为是老人身体尚且硬朗的电话，也许在日夜守在他床边的亲生子女眼底，只是几分短暂的回光返照。

我未曾多想过，也不会责备当时的自己为什么不再多想想或是多问几句老人的身体状况，春节的表象是热闹而喧哗的，大家嘴里都是祝福的话语，辞旧迎新，万事顺遂，氛围会感染一个人对未来的描摹，我下意识以为春节带来的都是好事。

赶到医院时我和爸妈都有些手足无措，病房里挤满了我们不认识的人，混杂了药物和凝固死亡的空气，我们站在病房外，听着屋内的哭声和稀碎的话语，觉得自己离这份死亡有些遥远。小姨走了出来，她看见我的瞬间带着哭腔喊了我的名字，我抬手握住那双刚刚和姥爷告过别的手，我知道我向姥爷道别的距离就到此为止了。

那个房间始终我是进不去的。

我和小姨不熟，只是这些年在姥爷家探望时打过几次照面，听说因为工作上的来往，妈妈和小姨大姨的交流更多些，但也只停留在客套的寒暄以及在提及名字时会说认识的程度。妈妈曾说小姨对我们家态度不算好，姥姥姥爷是北方来的矿区工人，能分到一套房和微薄的退休金已经是谢天谢地，我每次去姥爷家探望他都给我塞钱，小姨认为我们家拿姥爷太多钱。

哪次我们给姥爷拎的补品没把他给的钱超了啊，多余的都进去了。

妈妈会念叨，念叨了几句还是拐到埋怨矿区对姥姥姥爷那一辈人的补助太少，此刻小姨牵了牵妈妈的手，说她还忙，没法顾及我们，那点芥蒂兴许早就融进消毒水里。

我和爸妈继续靠着医院的墙站着，谁都没有说话，直到姥爷被几个人推了出来，退了几步让出道，我往前探了探身子，却没看清他的脸，甚至没能看清他身体上任何一个部分。我只记得那是白色的，白色包裹了一具尸体。除了我这个在此刻像极了局外人的人，在场的人没人会在意到那个笼罩在一个人完整的身体和世界最后的触碰是白色。

守灵那天我也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近一个人的丧葬，爷爷死的时候我不在场，亲姥爷死的时候我不在场。人会把错失的仪式赋予更大的意义，这份沉重的意义会演化为一种强制的遗憾，那种遗憾是蜘蛛误把蜘蛛网上的露珠当成猎物的遗憾，是虚假而空泛的遗憾。

三炷香被塞到我的手里，我对着姥爷的照片鞠躬，磕头，把三炷香插进香炉，灰白色的香烟消散在姥爷的笑颜里，洗牌的声音，嗑瓜子的声音，橘子被剥开溅出汁水的声音，唯独没有听见一个年长者离开这个世界时的脚步声。

全程我都没有过太多的表情变化，显得有些冷漠，与不论是来招待我们的小姨的哭腔还是围坐几圈谈笑嬉闹的人群，都不一样。我像一个不得要领的人偶，迟钝地进行着这场仪式，有关姥爷的一切在我的脑海里飞速流淌，最后停留在小姨姨夫和哥哥把我送到门口。

正月的天浑浊，饱满，心胸宽广，哈出气被迅速地接纳，混合在人群的气息中，掺杂在冻僵的五指间。

我清楚地知道，我与刚才发生简短对话的那三人，再难产生一段对话。传递对话的媒介不单单是空气，还有一段无形的丝线，就在刚在那段丝线伴随香的烟弥漫在空中，最后化开，不会再重新被系上，丝线的残骸随着火葬场的火焰被燃烬，最后被埋葬。

那天是什么天气，是否下雨，是否能看见星星和月亮，我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晚的风吹过来时，我刚刚走出灵堂，维持香火的那点热量被冰冷的风带走。却又在今后的无数个冬天来临时吹来一阵裹挟了香灰的风，风是能跨越时间的，时间也是一条细长的丝线，每分每秒都被切割，每分每秒都精准地站着那一秒我们，流逝一秒，我们就不再是前一秒我们。除了风，风的吹拂不是纵向，而是横向飞驰整个时间线的，那阵带着香味的风吹来时，我在恍惚间回想起那个灵堂，灵堂里坐着的每个人的脸都变得模糊，反而是那张没有生命的照片是清晰的，只是时间流逝，那张照片像被做旧，也会变得模糊。

我终于发现我在那天埋葬了什么，不是一个人，反而像是一阵风。

2

说起亲姥爷，他和姥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固执地在南方的土地使用北方的方言，在年少时背井离乡，在嗜辣的贵州待了大半辈子，依旧会在买菜时说自己吃不得辣。

都有爽朗的笑声，也都在永远地合上眼睛之前许久没有再看一眼家乡。

我对南北方产生清晰的概念是在火车上，大学时，贵阳到天津的火车，只需要一个夜晚，车身与铁轨摩擦出的晃荡不安和几次站点停靠时上下车的仓促，一夜之间连绵的群山变成一望无际的平原，那时候只在火山上感慨地域辽阔的神奇，从未想过难以翻越的群山挡住了亲姥爷和姥爷望向家乡的每一缕惆怅的视线。

亲姥爷个子高，鼻梁高，性格温和，这些少许地遗传给了妈妈，却半点都没有再遗传给我，或许亲姥爷唯一遗传给我的，是那份在面临家乡时无方向感的手足无措。我能脱口而出关于贵州，关于盘州，关于盘县的太多东西，早已被21路公交车替代的凉都快运，城门洞下清爽的面蒿粑和清明粑，凤凰桥上胡乱塞满的凉粉卷粉摊子和满地浸满辣椒油的餐巾纸。九街狭窄巷子里的香菇圆子粉的香菇从五瓣变成三瓣，圆子从八个变成五个，辣子的味道却从没变过，依然呛鼻，晚上六七点开始依然没了空位，招呼我稍微等五六分钟的还是那家人，只是看起来少了一两个，又多了一两个。菜市场是一座桥，桥下是浑浊的水沟，两侧的房屋延展出管道，废水排到水沟里，愈加浑浊，再往前走几步，越过和菜市场格格不入的公共厕所里的苍蝇，挂着泥土和露水的蔬菜摊子逐渐减少，流水的声音清晰了些，水也清澈了些，种在花坛里的花蔫了许久，倒是野生的胭脂花开得明艳，夏天没来多久就开始结籽。黑色的种子分明是生命的开始，却布满了凹凸不平的褶皱，像是夹杂着几分急躁掉进土壤再次生根。

一株植物若是生了根，不是人为的移动和恶劣气候的干预便很难移动，我们管一个人在某个地方长久地住下，或是建立某段需要长久维护的关系也叫生根。我好像从未在哪里生根，孩子的时候和姥爷外婆住，长大些后跟着爸妈频繁地搬家，初高中到另一个市区住校读书，上了大学跨越一方土地，去往别的城市驻足停顿几日后又匆匆离开，能说得出名字的亲戚一年到头很难见到，大家也不会因为某个所谓的节日聚集，遍布在我至今从未踏足过的城市，最后连客套的祝福也被忽略。临近毕业翻看地图，觉得很多地方都熟悉，熟悉说到嘴边又觉着空虚。秋天的蒲公英被风牵动，白色的绒毛摇摆，眼前的世界变幻不止，风给了蒲公英记忆却不曾给过它生根的土地。

我叫亲姥爷姥爷，叫姥姥却叫婆，南北参半，口音各地参半，面食米食家里都做，也是参半，参半意味着没有完整的一，没有完整的故乡。

如果说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是他的故乡，那我是有的，如果有一个地方能让一个人在某个陌生的城市感到寂寞时回忆起就感到心安，思来想去，我是没有的。

每年大年初二我站在亲姥爷的墓碑前，作为为数不多还记得他的人，总会想问出那一句他是否有过故乡，每句询问都被卷进黄白菊花凋零里，不曾有过任何回答。生者没有资格替死者定论没有说出口的答案，对离开的人抱有几分未曾回答问题的执念，倒是能让死者在生者的心里活得再久些，只是死了的都是往后行走的步伐，每往后行走几步，步伐留下的脚印就被尘土掩盖几分，到最后就不再会有人记得死者走过的路。死亡，无非也只是最后一缕叹息被递交给了风尘。

童年时的动荡是汇聚一个人海洋的第一滴水，所以海底翻滚传来的每一缕呢喃和颤抖都会掀起海面的波澜。

胭脂花，旧日历，昏暗的客厅，没吃完的保健药，带有豁口的黑红格子玻璃杯，锁进柜子里落灰的假牙和墨镜，十年前在那里，二十年前在那里，我未出生时在那里，我出生时也在那里，亲姥爷活的时候在那里，死的时候也在那里。

得知亲姥爷死的第二天我没有起床和爸妈一起吃早餐，那年我十三岁，在我眼里死亡就是永恒的终结，死后的世界冰冷，孤独，不论怎么呼喊也没有回应，相对的，我对死者不论怎么呼喊也不会有回声。那天我一如既往地端起陶瓷盘子走到微波炉前，猪肉粉条白菜馅的包子，第二顿蒸没那么咸，剥了壳的水煮鸡蛋，我要裹满五香辣椒面才能咽下蛋黄，为了缓解夜盲症专门榨的隔夜胡萝卜汁，还是残留了冰箱的味道，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在这个房子里已经住了一年半，不是住的最久的房子，但也不是最陌生的房子，甚至在装修时我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却又还是那么陌生。

那天吃过早餐去姥爷那里练毛笔字，寒假，临近春节，姥爷的书法班会义务给小区写春联，一个孩子练习一副，当场写，重复写，每个人都可以领。

我被批评心不在焉时才意识到自己在发呆，那时我想亲姥爷了吗？其实没有，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亲姥爷死掉了，只是被批评时反过来想自己为什么会走神，给走神找原因时才又意识到亲姥爷死掉了。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死掉，是情不自禁地回忆，再回过神来时提醒自己“他已经死掉了啊”的那份落寞。

春联最后我写得很好，不少叔叔阿姨守在我的旁边等我写，还问我写不写别的，我用沾满了墨的手挠了挠通红的脸摇头说，一个人只写一副。我们家不贴春联，最后一次搬家后才会在春节时贴一个福字，从那时起，旧的福字撕下来，新的福字贴上去，就是我的新年，一年就是一张福字的更替，是少了些春联更替的滋味。

我想象那些陌生的叔叔阿姨怎样拿着我写得春联回到家中，把旧的春联撕下来，把新的春联贴上去，我的墨迹便守在门外，窃走半分热闹和未来一年的喜怒悲欢。

写春联活动结束后妈妈来接我，我，妈妈，姥爷，在当时住的房子旁的巷子里吃牛肉粉，那个巷子很深很窄，抬头只能看见交错的灰黑色的房屋和挤成一条不规则长线的天空，牛肉馆的老板娘把一盆脏水随手泼在路边，水顺着倾斜的路蔓延，停滞迷路在一家便利店摆放整齐的空酒瓶中。

麻将声，吆喝声，对骂声，后面响起妈妈的一声，老板结账。姥爷起身从衬衫里掏钱，妈妈把他按在位置上大大咧咧地把钱塞到老板手里。牛肉粉的味道很香，红烧的牛肉块，入味的干辣椒，新鲜的切成段的香葱，是我上大学后翻遍整个天津都没能找到的味道，在这么一条巷子里，每个破烂随意的招牌，沾了油点的价格表，没有擦干净的木桌，都是那个味道。

我和妈妈站在牛肉粉门前，看着姥爷背着手离开，风从我们身后灌进来，从他的后背拂过，他走得缓慢，我们直到他的背影模糊也没有离开，这阵风说不定也吹过亲姥爷的后背，不然妈妈不会抹了眼角，说她想她的爸爸。

3

社区写春联延续了好几年，那年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参加时就是孩子们中年纪稍大些的，往后我年纪越来越大，不好意思站在一群比自己年纪小的人中间。去姥爷那练毛笔字的孩子来了又走了，始终都是六到十岁的占大多数，而我认识姥爷时就已经快九岁，站在搬了两次的书法教室，一次比一次简陋，我的年岁却没有停滞。

最初的毛笔字不是姥爷教的，遇见姥爷时我在一家画室学国画，毛笔是为了落款好看顺便学的。

三四岁时和亲姥爷外婆住，我喜欢用水彩笔画墙壁，白色的墙壁下面一半是用绿色油漆刷的装饰，上面一半是我垫脚胡乱画的复杂线条，我自己一个房间，房间的木床抵着墙，墙上也有我用水彩笔留下的痕迹。那时候我更喜欢外婆和亲姥爷的房间，他们的房间曾经是一个表哥的房间，不知道表哥在墙上涂了什么，白天看是洁白的墙，晚上却会发现星星点点的荧光。

后来墙被重新粉刷过，所有的线条和荧光都被掩盖，不知怎的，被遮住的荧光好像黯淡了我和表哥回到这里的路。表哥的爸爸妈妈我没见过，只能从妈妈的只言片语中听见她的姐姐和姐夫，听说他们在生意上被人算计被迫远走他乡，贵州临近边境，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年妈妈和爸爸刚结婚，我的表哥才读小学。他的爸爸妈妈一走就再没了音讯，去年表哥的奶奶死了，他独自一人回盘县过一次，就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我对表哥的印象也变成了只言片语，外婆告诉我，她现在回忆起不曾频繁向家里要钱，怨天尤人蛮不讲理的表哥，只是一个毛头小子，不油嘴滑舌和吹嘘自己在哪里捞了钱，只在绿色油漆刷了半面墙的家里，阳光洒在最靠近后门的沙发，卫星电视放着狗血的连续剧，斜对门炼辣椒的味道整栋楼都能闻到，表哥坐在木板凳上，撑开折叠桌写作业。

他英语写得很好，规规整整的，写完就喊，婆婆，婆婆，我作业写完了。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表哥，我对盘县的记忆太过零散，语言构不成一段完整的记忆，所以人才有了五感，语言太过单薄，单薄得我在说起盘县的每一个人时心脏都隐隐作痛。

表哥承诺过我很多事情。

谭记的酸菜不入味，我晓得一家卷粉是老城最好吃的，以前老城还是煤老板管的时候，过年整个三街都在放烟花，放一整晚，还有龙和凤凰，你妈说那家狗肉粉不正宗，她不在这待了肯定没我熟，你舅送你的金鱼养死了，那是他买的不好，他天天喝酒他懂什么，花鸟市场有一家金鱼特别好看，都是大眼睛长尾巴。

卷粉，金鱼，烟花，狗肉粉。

表哥没留下任何线索就走了，我也不再期待。只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他，外婆中午想吃牛肉粉，他去买，卖完了，回到家我们仨自己煮，活粉过了一道水放进煮沸的锅里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葱，姜，盐，糖，醋，花椒，胡椒，花椒油，大骨汤，油炸过的花生米。那天表哥还炒了辣椒，滚烫的辣椒浇在肉沫上，滋滋作响，辣椒的喷香混合进楼上的菜香和对门的狗屎臭，外婆随手掰断几片白菜放进煮粉的沸水里调低了几档温度，催我和表哥先吃。

那天我们三个人吃了三碗粉，大骨汤盛进碗里，澄澈的汤底洒了胡椒粉，汤上飘着外婆种的葱花和油泛起的圆圈，再嚼几片素白菜喝一碗素菜汤，嘴巴就干净了。我没提起有关卷粉，金鱼，烟花，狗肉粉，表哥也没提。吃完饭他就走了，那天是他的奶奶死的第二天，从贵阳连夜赶回盘县，最初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盘县很小，能从别的人那里听说，表哥没提他的奶奶死了，也没人主动问他怎么匆忙地赶回来，像是我们之间从来都不适合倾诉衷肠，也不适合怀念和设想下一次见面。

我和亲姥爷外婆住了两年就被爸妈接走了，那时候盘州还叫红果，妈妈的高跟鞋会陷进没修好的水泥路里，爸爸经常出差，我依然喜欢乱涂乱画，所以爸妈把我送到了一家画室，我在画室认识了万老师和代老师。认识他们时，万老师画国画，代老师画素描，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我还没有上小学。

万老师以为我一定会考上美院，她说她教过的学生里最有天赋的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大我几岁的师姐，师姐画梅花，我画牵牛花，最后姐姐艺考上了西安美院，我参加普通高考去了天津。五年级开始我就不画国画了，牵牛花的画法却模糊停留在指尖，毛笔浸透水或是钛白，笔尖蘸取花青，侧锋一顿一拉画出花瓣，围一圈构成重瓣，两笔向下得出花身，藤黄点花蕊，水墨的藤蔓和叶子，参差交互，虚实呼应，最后重墨勾叶脉。万老师教时牵牛花只用花青，我一株花上用了花青，三青和藤黄，现在想象起来感觉有些混乱，但那幅画万老师很喜欢，参加比赛还获了奖。

为什么一株牵牛花上不可以开三种颜色的花呢。

万老师一头卷发，眉心有一颗痣，笑声能传很远，训人的声音也能传很远，画起画来雷厉风行，教画画很有耐心，也擅长夸奖。她反问一株花为什么不可以有三个颜色，之后我忘记了很多东西的画法，梅花，麻雀，荷花，金鱼，竹林，却依然记得那句话。

在今后的日子里，世界依然由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只是我意识到曾经对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认识只停留在眼睛知晓，那时的眼球如同能容纳世界一切色彩的泡泡，在未来的日子会因为贪婪地吞下太多颜色而感到发酸，抑制不住地流泪。人的大脑是意识不到眼睛的存在的，如果大脑察觉到了眼睛的存在就会把眼睛融化，人的脸会留下两个没有底的黑洞，心脏和眼睛看见的世界是有先后顺序的，眼睛先看到，心脏究竟有没有看到，它不擅长回答，但是心脏若是看到了万物的色彩，便能共鸣到万物生长的声音，忍受每一抹不和谐的颜色。

我在万老师的画室里认识的姥爷，那时候红果在上升，书画班越来越多，各个书画班虽是生源上的竞争关系，但彼此之间关系很好，老师们会互相串门。姥爷也来过，他站在我的旁边看我画画，学国画时我一直都不讲究，不爱戴袖套也不爱戴围裙，左手夹几支毛笔右手画画，调色时会直接上手，经常弄得满手都是颜料，陷进指甲缝里，会留好几天，显得有些不拘小节，旁边的同学开小差，翻了墨盘，墨水溅了姥爷一手，我自告奋勇领他去洗了手，他硬是让我抽出一张纸写他的联系方式，让我有时间去找他玩。

诶，好好，就是这串数字。

上面要写我的名字，别回头忘了这是啥了。

我叫什么？就写姥爷好了，诶，李姥爷，好孩子，记得来找姥爷玩。

那张纸上写了一串数字，写了李姥爷三个字，还有我没洗干净的手蹭上去的颜料和墨迹，那是春天，我在春风里拨通的那则电话。借助风的缝隙，我的视线从一个异乡人，转向另一个异乡人。

4

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几首歌的工夫，路边的山脉野草就变成了熟悉的街道，姥爷死的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第二天就登上了去往外婆家的公交。车上有人在刷手机，陌生人的嗓音和我耳机里的音乐把耳朵塞满，却拥挤在耳蜗，没有任何一点声音进到脑子里面，我的脑子在为了处理胸口掉了石块般的窒息感而筋疲力竭，像是被一根钢筋绳勒住了心脏，难以用一个词，一句话去形容，只是靠在窗边，从口罩里哈出的气在窗上起雾，眼前也开始起雾，我把头抵在看不清窗外的玻璃上，眼泪忍不住地流。

婆婆，别出门啊，我待会儿来看你，坐公交，三四十分钟就到了。

今天来？好好，刚好我今早不出门。

我公交车站时努力抑制自己的哭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哭，是姥爷的死让我想到了什么，让我害怕了什么，让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回到外婆身边，不是一通电话，是面对面，是能看见她眼角的细纹和银色的发丝，是能看见一定没有开灯的昏暗客厅和我三四岁挂在阳台的晴天娃娃。

快到外婆家附近的公交车站时我又开始退缩，分明以前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以前要从家里走到班车站，在数不清长得一样的班车中间找到“凉都快运”和“红果-城关”的字样，等班车里坐满了人，摇摇晃晃地上高速，到城关车站下车后还要再穿过几个巷子，路过九街的香菇园子粉店，我会先吃一碗香菇园子粉加豆腐干，再走几分钟才到外婆家，而现在我还没抹干眼泪，就已经到了离外婆家只用两分钟就能走到的公交车站。

站在指示牌旁，冬天的风把眼角吹得发干，泪痕留在脸上，一张嘴就能感受到脸上挂有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忽然想来，应该怎么开口，我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吓到，站在那个走不进去的房间门前，我感到死亡所拉开的距离，远超过了所谓的生死，更是堆积的时间的崩塌，一条牵动我往前行走的悬丝断了，以后哪怕再系上新的悬丝，也不会是原来那根，而没有预告的断裂会扯出我的一部分内脏，外面看起来没有伤口，却没有愈合的良药。我说不出那句，我担心再过几天我离开了老城，离开了盘州，离开了贵州，再回来时，只剩下一个房间。

铁门已经打开，我怀揣着恐惧和不安推开同样已经打开的前门，走进没有开灯的客厅，电视机闪着微弱的光，外婆坐在围了厚桌布的电暖炉旁边，眼睛微闭，在打瞌睡，看起来安适，仿佛时间停留在了我望向还不知道孙女已经到家的外婆的那一秒。悬着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落了下来，像是忽然找到了可以安心降落的点。我轻声喊醒外婆，说我来了。

你来啦。

外婆抬头看我，那天是阴天，外面天很暗，像是随时会坠下来，电视的光照亮了她半边脸，她笑着起身让我赶紧烤火，问我中午想吃什么。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来这里，来外婆家，是不需要解释的。

中午随便吃点，下午去吃香菇园子粉？

婆，下午我还有点事要回去，就不在家里吃了。

什么事这么急，吃个饭都不行。

李姥爷昨天过世了，今晚去给他上柱香。

李姥爷死了？哎呀，和我玩的几个老妈妈也没几个活着的了，哎，年纪到了。

外婆顿了顿又说。

你别去了，让你爸妈去就行了，你本来身体就不好，别去那些地方。

那肯定不行，人家专门给我打的电话，得去。

那个瞬间我感觉外婆有些残忍，怎么能让我别去呢，毕竟也是很亲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姥爷只是对于我而言很亲的人，在外婆眼里他只是一个从未有过交集的陌生人。外婆从房间里翻箱倒柜找出一把生锈的小剪刀塞到我手里，你今晚去把这个也揣着，别让那些野鬼跟上了，我摩挲那把剪刀，剪刀有些年头，布满了锈，打开时很钝，中间拴了一截红绳，我珍惜地把剪刀塞进包里。

中午我和外婆还是吃上了香菇园子粉，外婆自己做的，我们去了菜市场，地面满是被踩得发黑的碎菜叶，每次移动脚步，鞋底的淤泥污水就会多覆盖几分，卖猪肉的老板鬼鬼祟祟切了大半块肥肉，外婆念叨了一路，活香菇早卖完了，绕回菜市场入口买了干香菇，最后外婆又买了半斤苹果。

外婆在厨房里手忙脚乱的，手里剁肉，铁水盆里泡了香菇，砂锅里炖着大骨汤，洗干净的白菜叶放在水池里滤水，我问外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她让我去拔两棵葱来洗干净。我蹲在垃圾桶旁边把沾有泥巴的葱叶撕掉，外婆把揉好的肉圆子放进热锅里烫，大骨汤的白色热气飘满整个厨房。

那天的香菇园子粉里有六个园子，六块完整的香菇，还有两块排骨，我和外婆的碗中间有一锅清水煮白菜。只是那天的香菇园子粉并不好吃，八十来岁的外婆放盐要凑很近去估量，最后还是放得太多，她图便宜买的红醋几乎没有醋味，不经常吃的胡辣椒也受了潮，但我还是吃得很香，这是寻遍所有的粉店都不会有的味道，外婆看我端着锅吃素白菜，叮嘱我回学校了也要记得吃蔬菜。

离开时外婆送我到公交车站，我坐在座位上朝着外婆招手，落地的心脏又悬了起来，我责备自己太过迟钝，好像又有很多话没能说出口，仔细去想，却又具体不到是哪一句。我们责备年幼的自己不懂得珍惜，是在埋怨根本不懂得珍惜是什么的自己，正是因为没有参杂想要更多一点的贪婪，那段时光才变成了最容易被怀念的时光，我们替年幼的自己觉得亏欠，其实只是想强加给年幼的自己一份不曾拥有的名叫珍惜的情感。

眼泪又挂在了脸上，下午去盘州的人很少，不用担心流泪会被别人看到，我还是坐在窗边，只是这次打开了车窗。

风灌了进来，没能堵住眼泪，眼泪依然在流，我在风里忽然回忆起许多事，许多以为被埋葬了的事，如今又被风翻了出来。我想我永远也无法埋葬风，风一吹，我就什么都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