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悦

阿宏，你好。

出完差回成都那天，走出车站时，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我不太想回家，又不知该去哪儿，就找了条长椅坐下，喝水，抽烟，休息。深夜的车站很静，路灯，指示牌，无声的出租车，空旷的交通提示音，陆续离开的旅客们，一切默默运转。接站的人不多，但仍有不少身影在路灯下徘徊，不时抬头，望向出站口。刚下过雨，风还有些凉，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眼前有些萧索。今年工作很忙，一直在奔波，背着包，独自进站，独自出站，打起精神，迎接眼前的一切。独来独往，无人打扰，远离繁杂，这种安静的生活其实是我一直向往的，这些年也为此付出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实现了，又好像有点疲倦。

远处的另一条长椅上，坐了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很干净的灰衬衫，没玩手机，没做任何事，只专注地盯着出站口。他身后没有路灯了，只有深邃的夜，好像藏着无数看不见的城市幽灵。他坐在明与暗的交界，耐心等待光里走出的某个人。片刻后，人渐渐散尽了，我也准备离开，男人忽然站起来，向出站口跑去。一个有些胖的中年女人正拖着箱子和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走出来。男人迎过去，摸了摸女人的头，接过麻袋，试了试重量。麻袋不知装的什么，女人看起来很累，笑着喘气。两人说说笑笑，搀扶着离开了。几分钟后，一辆贴着“货拉拉”的老面包车驶过，中年女人靠在副驾驶，正静静看着窗外。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想起小英的。

十几年前，小英第一次创业，在大连的一家地下商场租了间铺面，卖儿童玩具。那时她总去沈阳的批发市场进货，大人们每次带我去火车站接她，也是这样的情景。她独自拖着几袋货物，出站时实在挤不动，只好等人潮散去再出来。我那时还小，不知道做生意不容易，货物从省城的批发市场到另一个城市的门店，要一路颠簸，坐遍三轮、公交和火车，我只埋怨她走得慢，每次都要等很久。她也不生气，总笑呵呵的，把货在铺子里码好，大手一挥，请我们吃麦当劳。那时她还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现在她快五十了，脸上皱纹很多，因为吃过太多激素药，身体也肿了起来，就像那个需要搀扶的中年女人。

小英是我童年时最亲近的人。她很热爱生活，不会讲道理，但教会我很多没用的事。比如怎样分辨橙子的公母，橙子底下有个点的是公橙子，有个小圆的母橙子，为了研究公橙子和母橙子哪个更甜，我们一口气买了很多，又必须吃完，最后撑得打嗝都是橙子味。我的第一只小狗毛毛也是她送我的。毛毛是只狮子狗，关在商场外面的宠物店里，一见我就摇尾巴（后来才知道是见谁都摇），所以我每次去找她都会专程过去，隔着玻璃逗毛毛玩。有年过生日，小英带我逛公园，我们正讨论着金鱼到底能不能吃，她突然要去上厕所，再回来时，是毛毛摇着尾巴朝我冲来。毛毛到来后，我们又有了新的课题，就是如何养狗，接着，又发散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怎样给狗织毛衣，怎样拖地，怎样散步，怎样养花……后来日子的节奏越来越快，甚至渐渐没人再说“日子”这个词，越来越快的网速，越来越碎片化的信息，不但割裂了漫长的时间，也割裂了人与人的联系，每个人都如同孤独的蜉蝣，朝生暮死，沉溺在各自的梦想、欲望和情绪里，我能偶尔惊醒，警惕自己的消亡，全靠她教给我的那些“生活”。

在我眼里，小英也一直是所有长辈中最特别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她身上那种天真的、尚未被生活风化的“脆弱”。她生在大山里，童年算不上美好，经历过父亲的出轨、母亲的隐忍和自己的沉默，因而早早懂了事。1994年，她十六岁，带着几套衣服，迫不及待地跟表姐离开故乡，坐漫长的绿皮火车，由四川北上大连，在陌生的世界寻找起一个安身之地。2004年，她已经是位母亲了，在年夜饭桌上，向婆婆一家人提出把留守老家的孩子接到身边，他们大吵一架，夜里，她抱着一年没见的孩子彻夜未眠。2014年，她三十六岁了，和许多女人一样，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失望，满目茫然，想过离开，但挂念又太多。2024年，她已经有了新的生活。这年夏天，我去看她，她像从前那样热情招待，我陪她逛菜市场时，她说她老了，忽然开始害怕很多事情，但看见我的时候，想起以前的日子，会好一点。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成人总是沉默的，隐忍的，尤其在晚辈面前，这种话，除了小英，没有人会对我讲。甚至连我也不会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但我其实也有相同的感受，生活再怎么杂乱，每次见到她，都会安心些。因为害怕打破这种安心，我们在一起时从不会谈论自己生活里的难，也从不会提“漂泊”这个词。许多感受，我们心照不宣。

但人和人的缘分，就是很奇妙，也很脆弱。人生来的残缺，常常会因为某人的存在而圆满，而这种圆满一旦破裂，又会加重原本的残缺，并且再也无法复原。2008年，我回到四川老家，我们也离开了对方的生活。很难想象，2008年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十七年，足以让一切紧密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

而我一向不善于维系关系。

我们的联系，通常是小英主动的。她辗转半生后，也回到故乡，如今在成都定居。往年她不常让我过去，但今年有些反常，她给我打过不少电话，说又做了大餐，邀请我去家里玩。我知道她是想见我，但每次我都在外地。我们在电话里聊的也很浅，无非是近来生活如何，身体如何。我很克制，保持着适当的礼貌，但会分享我的见闻。她比我更加克制，关于自己的事，从不多讲，只关心我的生活，问我又去了哪里，今天吃了什么。我一一回答后，她总说，少在外面吃，身体比工作重要哦。我说，好，你也注意身体。听见关心，她才有精神些，说，我好得很，每天跑四公里！接着，我们就没话讲了。

上次联系，还是四月中旬，她来电话说，楼下新开了水果店，趁促销买了很多，让我过去拿。我没在成都，她就要了地址寄过来。回成都后，我去站点取完件，立刻回家打开，箱子里的冰袋已经化掉了，只剩挂着水珠的草莓芒果，和软掉的六十个饺子。我心情有些复杂。不用猜，我知道是什么馅的。她知道我喜欢吃牛肉大葱，所以每次去都会给我包。

我拍了照片发过去，说，不能吃了。

她立刻回复，没事，那下次过来吃！

我说，好，忙完了就来。

她回我一个配文是“期待”的小狗表情包。

但我一直没去。不是没空，只是没去。

有人挂念，怎么说都是件好事，但有时受了太多别人的好，心里又觉得惭愧，下意识想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想起小英的那天夜里，我刚从重庆回来。在重庆，忙完工作的事，我还顺路去见了从前的朋友小越。小越是我的学长。我们的相识，很有青春小说的感觉。有段时间，我生活状态很火热，醉心于交各种朋友，组织各种文艺活动，碰巧遇到在校创业的小越来宿舍推销，我们几乎是一个眼神就锁定了彼此身上相同的那部分理想主义，于是交换微信，越聊越深。我那时梦想成为柴静、简光洲那样的记者，小越是重庆人，在三峡边长大，梦想做技术更好的贾樟柯。毕业后，认识到公众表达的局限性，我放弃了记者的梦想，但一直坚持留在内容行业里，继续追求虚无缥缈的梦想和意义。小越毕业后去了报社，实习期结束后也果断放弃，以摄影学徒的身份，跟师父混了两年剧组，但除了学会怎么表演炫啤酒，一无所获，最后因为父亲病重，还是回到重庆，继承了家里的家电门市。

按照我们相遇时的志向来看，我们现在是两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见他之前，我以为他现在的生活大概很颓废，没想到并没有，他甚至过得很安心。小越父亲已经去世，但他也快当父亲了。他以前给我讲过他和父亲的矛盾，甚至严重到动手。这次见他，他提起父亲时，言语平静，脸上却是遗憾的笑意。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是不是认命了？他说，没有啊。接着又反问我，一定要反叛和特立独行，才叫有意义吗？我被问住了。这些年我从不敢放松脚步，一旦停下来，就不知该何去何从，所以不但过得很累，还失去了生活。说是要寻找一个答案，可我甚至不清楚问题是什么。的确，意义不在终点。和他一比，我显得更颓废。

于是我给小越讲了许多，讲了我的生活，我的疲倦，我对人对生活的失望，甚至讲了小英，讲了我渐渐失去的爱和被爱的能力。讲到最后，小越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觉得你只是在逃避，你也没有往前走，你还是在原地。小越说，总要往前走的。有句话不是说么，长江不会倒流。我很想反驳，但还是哑住了。甚至在重庆回成都的车上，我内心还仍然杂乱，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些话，却无力解答。

直到夜里，在车站外想起小英时，又好像有了些答案。因此，有一刻，我无比想见见她，想跟她聊聊我也怀念的在北方的日子。

也许亲人之间，真的有某种呼应。正是这个念头，让我难得地给小英打了个电话。正是那通没人接的电话，让我有了不好的预感。正是这种预感，促使我立刻回家，开车去另一个市找小英。如果我没有突然造访，也许一直都不知道小英已经病了，也一直都不会知道，为什么她今年反常地总在电话里让我过去看看她。

再见到小英，已经是第二天。她躺在病床上，歉疚地朝我笑着，床头柜上摆着一袋橙子。我们相顾无言。我有愧疚，也有些责怪，但不知该说些什么。她忽然笑着问我，哎，你还记不记得橙子的公母怎么分？我只好挤出一个无奈的笑脸。

六月初，趁天气还凉爽，我约了天时间，接小英一家去成都郊外的一座寺庙踏青。

这寺庙在一座很有名的山上，是小英选的地方。小英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她肝脏不好，常年吃药，今年厂区环境不好，她和很多中年女工都被工厂裁掉，因为身体，家庭的花销不降反增，她情绪一直紧张，才出了些新的问题。但万幸不算严重。万幸，简直是最美好的词了。我没给小英讲，虽然没去过那座庙，但那座山我其实去过，并且很难忘。那一次我们爬的是野路，因为低血糖，我在山上晕倒了，也是万幸，刚好有人相救。所以她说去这里时，我更愿意把这种巧合，想成是注定的缘分。

接他们的路上，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一次远游。只有我和小英。有天早上，她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的第一个孩子。她这样说，无论我想不想，都得跟着去了。于是她牵着我，慢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抵达一座野山脚下。野山不高，但植物蓬勃，长得很乱，还有许多带刺的藤条。她走前面，我跟在身后，抓着她的衣角，一路胆战心惊。到了山顶，视野广阔起来，她在树林中寻找什么，找了很久，但无功而返。那时她还很瘦，我们坐在山顶的石头上，风吹起她的头发，侧脸好看地像电视里的明星。我问她，孩子呢？她说，找不到了。她指着树林说，以前我爷爷带我上来种树，我就把那棵树想成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说，那你不是第一次当妈妈。她没回答，只是静静望着远处的天空。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小英的婚姻已经出现裂痕了。小时候，她为了家庭而活，长大后，为了爱情而活，成了家，又为了孩子而活。她从没为自己活过。她唯一的反抗方式就是创业，即便她并不那么爱钱，但钱能解决很多问题。在大连的玩具店经营倒闭后，她做起了服装批发，又在万达开了门店，那是她最好的岁月，她是可以用来炫耀的妈妈，是优秀的女儿，尽职的妻子，是那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姑和小姨。离婚后，儿子归了丈夫，她把所有资产都换成了现金，想把孩子送去国外，去过和她们不一样的人生。二婚的丈夫很有钱，为了证明自己是选择爱情，她和丈夫一起承建工程，结果因为站错队而破产。因为还债，她衰颓了很多年。她在夜市摆摊卖小吃，在工地外支着三轮车卖盒饭，慢慢和丈夫一起还完了当年欠工人的债。人至中年，她仍没放弃，贷款开了饭店，但开业不久，就遇上了疫情。于是她又开始还债，一边还债，一边计划着，在没被时代淘汰之前，还能做些什么。但她现在只能看到白眼，身体也每况愈下。连我也质疑过她，为什么一定要折腾自己呢？她说，我怕有一天你们不需要我了。我说，需要的是你啊，不是你的钱。她沉默了。

我明明记得，那天在山顶，她给我讲，等她有钱了，就开个不那么忙碌的花店，那就是她最向往的生活。

但她从没尝试过。

小英家离寺庙二十分钟车程，接到他们后，很快就到了。

上山的路已经有很多人，我搀着小英，慢慢向上走。也许是想到拜佛，小英看起来有些紧张，我去买了两把栀子花，摘了一朵，放在她已经泛白的头发上，她笑着骂我，神情终于轻松了些。爬到山腰处，空气明显湿润了许多。小英找了个凉亭，坐下来休息。她盯着树出了会儿神，忽然问我，老家的房子贵不贵？我说，乡下的房子不能买卖。小英说，镇上。我说，那跟在城里有啥区别，老人又不在镇上。小英想了想，说，亲人嘛，离得太近，离得太远，都不好。我说，城里不是有房吗，怎么突然想回去？她说，城里的是房子，又不是家。我说，你要是真想回去，我给你买，等你回去住了，就在楼下开个花店。她愣了愣，盯着我，没说话。

寺庙在山顶。小英登上台阶后，直勾勾地盯着里面的佛像，喘了两下，就往殿门去了。她在门口买了香蜡，我陪她点完，她拉着我进去拜一拜，我不想去，她想了想，独自进了殿门。香蜡的气味的确安神，我站在殿外，看着来往的信徒，心里忽然很安静。小英在蒲团上跪下，把头上的栀子花小心地放进口袋里，虔诚地拜了几下，却没立刻起身，而是跪在原地，仰望着佛像，不知在想什么。走出大殿后，小英似乎很心满意足，神色平静而喜悦。我问她刚刚看什么。她说，我在许愿。我说，什么愿？她很认真地说，说了就不灵了。

下山路上，小英和我讲起一个离世的老人，是和她一起被工厂裁掉的同事的父亲。老人的死很现代化。老伴去世后，两个孩子想接他去城里生活，他不愿去，在老家种种门口的菜，有空就去村长家打牌，子女轮流给他转生活费，但他有低保，他们的钱，他一分都没用过。有一天他照旧去打牌，但村长一家人去了城里探亲，他无处可去，只好回家。途中，他在老伴坟前站了会儿，和路过的人打了招呼。夜里，他服药自杀了。

小英说，要是他愿意去城里，或者他们经常回来看看他，都不会有这种事。我没回答。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小英说，人嘛，本来就很复杂，何况是亲人和亲人。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我那天在手机里看到一句话，觉得挺有道理的，说，家就是，每个人都爱着彼此也恨着彼此，每个人都心怀愧疚。

她看着我，说，你一个人，也要好好过日子，知道吗？

我终于明白了她想说什么。

她想说：她知道她的拧巴，知道她对我的亏欠。她也知道我的拧巴，知道我心里的愧疚。但这都不重要，只要好好生活。

小英说，上来的人都求圆满，其实哪儿有圆满。很多事情，尽力就好了。

我偏过头，看着天空下的山林，忍着眼泪说，知道了。该早点来的，雾都散了。

小英的丈夫和孩子在前面发现了一只流浪狗，回过头喊她：快来快来！

小英应声，沿着台阶下去了。

我看着小英的背影，终于眼眶湿润。我忽然想起，小英给我讲过一个梦，是她和第二任丈夫结婚前做的。她曾经喜欢过一个男人，但那人很早就去世了。梦里面，那个男人从她第一任丈夫手里牵过她的手，陪她走了一段路，又把她的手递到了第二任丈夫手里。她看着男人消失的身影，没有离别的难过，也没有茫然和不安，而是感到一种自由。这时候，她又看到一个男孩在远处朝她挥手，那是她的孩子，她想要挣开第二任丈夫的手，去孩子身边，但无论如何也挣不开了。那男孩的身影渐渐消失了，她慌乱起来，接着从梦中惊醒。

我还记得，小英离婚后，我回到老家念书，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作文题目是两个词，“妈妈”和“幸福”。我记忆很深的一篇是，有个同学写：她是个幸福的人。小英那时终于离开了彼此消耗的婚姻，遇见一个喜欢的男人，远嫁到北方，有了新的家庭和新的人生，如果没有我这个挂念，一定也很幸福。可我实在不愿接受，甚至有些恨她。我没有写那个作业，老师在办公室责问我时，我回答说忘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她。但那个作文题目，我想我早就有了答案，如果能回到十几年前，我也许会在那个作文本上写：我希望小英是个幸福的人。

风吹过山林，一只蝴蝶在树间轻盈地穿梭着。

上山的人不断与我擦肩而过。我盯着那只盘旋的蝴蝶，忽然想起李煜写的遗憾，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种广大且平静的悲欣交集。在这样的广大面前，那些紧绷的、辛苦的、紧握的、追逐的、梦想的，都变得轻飘飘。反而是眼前如此真实的一刻，珍贵且难得。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哭一哭，笑一笑，一切就这样过去了。小英在远处抱着那只流浪狗，朝我挥手。我偷偷擦擦眼泪，笑着应声，小跑着下去。这是平凡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