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心理咨询师们

一

周末晚上七点半，我脱鞋走进体验室，二十平米的房间里铺有灰蓝相间的泡沫地毯，几只灰色的大眼睛公仔靠墙放置，地上放着拆了封的大包心相印纸巾以及三四个小纸篓。八名学员，三男五女，平均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我们头顶墙壁，挨着彼此平躺下来，盖上毯子，在陈青略带豫北口音的引导词中闭上双眼。从头皮放松到脚掌，身体变成沙子，沙子被海水冲刷，化为一团虚无，置身于草原，一朵白云落下，托着意识飘向天空……

四十分钟过去，我睁开眼，玻璃窗被渐变的深蓝夜色涂满。陈青按开灯，夜色消散，旧窗划痕密布。学员们纷纷坐起来，交流着今天的体验，谁咳嗽了几声，谁打起了鼾。一位女性学员在之前的催眠中差点被淹到，所以这次讲到海水冲刷沙子时，她把自己想象成了水。

“催眠时候能感觉到妈妈的关怀。”她突然哽咽道：“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婴儿，还没有头发呢，我不想从里面出来。”

地毯上的纸巾和小篓派上用场，陈青挪到她身前，轻声道，继续说下去。她捂着脸，抽泣变成痛哭，哭声在室内嗡鸣回荡，如规律的火车鸣笛，轻松的氛围瞬间收紧。陈青对其他学员说想走可以走，没有人动，也没有人说话。我们坐在地毯上，在哭声中神情凝重。

疗愈营是晴天心理除一对一咨询外仅有的固定收费项目。周末上课，半年为一期，收费七百二十元。一对一心理咨询的价格则在两百元到八百元之间，对于拮据的来访者而言，疗愈营很有性价比。

二

除了疗愈营，晴天心理每周还有免费的读书会，地点在体验室隔壁的会议室，主持人是尤敏，晴天心理的招牌咨询师。县城里没有比尤敏更忙、资历更深的咨询师了，她除了在县城有自己的咨询公司，还在郑州的一家咨询机构任职，只接有严重躯体症状或有自残倾向的个案。

县城曾有一家生意火爆的知名餐厅，特色是将西餐和中餐融合在一起，我小时候曾有几次被大人领过去改善生活，如今才得知那是尤敏创立的。为何从餐饮转到心理咨询，尤敏几乎没有犹豫就做出了自我暴露：“因为婚姻出现了问题，我需要。”

2003年的腊月二十八，尤敏清晰地报出那个日子，那时她刚投资了一家规模更大的餐厅，晚上去办公室拿衣服，门被丈夫从里面反锁了。过了会儿，门开了，一个女服务员走了出来。

丈夫因出轨的事情向尤敏道歉，接着不断出轨，不断道歉。两年后，尤敏在《大河报》的中缝看到中科院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的课程，立即交了四千多块学费，又买了台二手笔记本上网课。尤敏通过心理学知识得出结论，丈夫就是故意让自己知道的，他潜意识里想通过伤害妻子的方式找到存在感。

我问她：“你为什么选择原谅呢？”

“没有原谅，是我更需要婚姻。”尤敏端起桌上的瓷杯说：“例如这个杯子有个缺口，我是直接喝，还是挪动一下，用完好的边缘喝，这都是个人选择。”

“干脆换一个杯子不好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我也需要用自己的坚持来证明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你的来访者们一般都怎么选？”

“看年代吧，七〇后选择过下去，八〇后是解决问题，九〇后是离婚，〇〇后压根不想结婚。”

尤敏杯中的茶水迟迟没有喝完，大概已经凉了。

婚姻问题导致尤敏的餐饮生意大规模亏损，她于是去郑州从事化工行业的进出口业务，那时她已四十岁。工作之余，尤敏继续钻研心理学，两年后受县城同学的邀请，回来举办公益读书会。她在老城区一栋办公楼的三楼尽头租了间办公室，旁边的公司还有广告设计、POS机、窗纱安装，后来小公司都撤走了，办公楼被两个公司占满，一家是律师事务所，另一家是晴天心理。尤敏说，在发达国家，咨询师和律师都是家庭的固定配置，对外用律师，对内用咨询师。

最初参加读书会的成员只有七八个，都是尤敏身边的熟人，普遍困扰也都相同：家庭关系。在那间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众人围坐着，跟如今的读书会一样，尤敏指定一本心理学方向的书籍，学员们每人读一段，尤敏不时地进行阐述，朗读结束后再进行问答。一两年的时间，读书会稳定在二十多人，一些读书会的成员初步通过心理学了解到内心创伤后，会转化为一对一咨询的来访者，那时尤敏的咨询费是两百，如今是八百。周四回县城，周一去郑州，除了有次父亲生病做心脏支架手术，十多年来，她从未失约过。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有成就感，它就是一个职业而已。”尤敏说，“如果当时上了大学的话，我会去学医的。做咨询师好像也是为了弥补没上大学的遗憾，我当时已经被录取了，虽然是自费生，但家里很支持。”

一周后，尤敏再次从郑州回到县城与我碰面，她说自己反思了一下，或许婚姻问题并不是自己对心理学感兴趣的深层原因，青春期心理问题才是。

尤敏家里姊妹四个，自己因为被动离开妈妈，形成了分离焦虑，长大后很害怕陌生环境，不断地生病休学。考上高中后，她喜欢上一个强势的男生。别的男孩会跟她接近，多体现在言语上，而那个男孩则会不由分说送她回家，体现在行动上，这给尤敏带来了安全感。那个男生就是尤敏的丈夫。为了与丈夫结婚，她放弃了上大学。

三

时近端午，县城仅有两个地方略有庆典氛围，一是大型商超，促销广播提醒消费者处于节日之中；二是学校，平静如常的上课打饭中，潜匿着师生们对休假的期待。卢丁洲是省级优秀班主任，曾负责全县班主任的培训工作，兼职着晴天心理的咨询师。他在学校的办公室也是心理咨询室，房间呈长条形，进门处有假人沙袋和沙盘游戏，靠窗有沙发和小桌子。

卢丁洲略有得意地让我猜测他的年龄，他虽有皱纹，但语态年轻，交谈起来能感觉到是一个没什么心事的人。我猜三十五岁。他笑笑，说今年已经四十七岁了，当了二十九年的老师。他娴熟地讲起过往，九十年代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县师范，十八岁去乡村当老师，一教就是十五年。2010年县城成立开发区，从全县选拔五位语文老师，他的总分排名第一。

在入职这座公立初中之前，卢丁洲供职于县城的一所私立学校，第一次正式做个案也是在那里，一百块钱一个课时，来访者是个六年级的小男孩，厌学、叛逆、聪明。卢丁洲让他画了一幅全家福，男孩画了一只老鹰，代表嘴刁的母亲；一个铠甲战士代表暴力的父亲；一个只有一只翅膀的少年，代表自己。

“其实小孩没什么问题，就是环境太差了。”卢丁洲说：“那个学校啊，一班的学生五点五十分到教室，二班的学生就被要求五点四十分到教室，校领导还对此相当鼓励。有的老师为了多拿钱，带了十一个班的地理，还有些老师一天能发三张模拟卷，分数高就是好学生。毫无教育方法，大家在唯结果论地磨人！”

私立学校曾让卢丁洲对尖子班的高考生演讲，他的稿纸上只写了一句话：你们不是人，你们是家庭的学习机器。这句话念完，他顿了顿接着说，所以不要辜负家长的期待……演讲完，他把稿纸撕得粉碎。

五年任期结束，他果断辞职，来到如今的单位，负责全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最近刚接手一个“乱班”。这个乱班在一年内换了四个班主任，他是最后一任，乱班也是他唯一不负责心理辅导的班级。

“班主任是说教的，咨询师是倾听的，其中的界限很难把握。如果心理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说教多于倾听，那是非常不专业的表现。”

我问及在任教期间青少年心理状态的变化，卢丁洲总结了三点：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物质满足，缺乏成长动力；心理觉知敏感，需求更高级，与家长的认知脱节。

晴天心理的个案中，九成以上都跟青少年问题相关，但许多青少年被家长领到心理咨询机构后，咨询师则很快会将问题追溯到家长身上。享有权力的人一般都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而忽略自己的。

四

2014年初，江虹禾说那是个雪天，她去初中接十四岁的冬冬回家，才得知儿子已逃学多日。她第一次作势要打冬冬，冬冬夺门而出，跑到五楼楼顶，坐在边沿，悬空的双腿晃晃悠悠。

丈夫董飞叮嘱江虹禾：“千万别说话，等他自己下来。”

江虹禾认为冬冬之所以逃学，是自己与丈夫的收入太过悬殊而导致的，她从事保险业，有自己的销售团队。董飞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创业，接连失败，至2013年底，想抵押掉车房去跟人投资寺庙，江虹禾不同意，董飞抱着枕头被褥睡到了客房。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生争执。

冬冬发生情绪变化不久后，同事推荐江虹禾去郑州的心理机构上体验课，原价四千八百元，折后两千多。课程中，咨询师再次把原因归结到江虹禾身上，要求她做三个阶段的改变，第一阶段是给丈夫打电话道歉，董飞接到电话后说：“我知道你会打电话道歉，你们这个课在网上一搜全是差评，都是这个套路。”尽管如此，两人的关系还是缓和了。

2019年的4月27号，董飞蒸了一锅大米饭，热菜是鸡蛋西红柿、油麦菜，凉菜是香肠、牛肉。江虹禾问胃镜的结果，董飞愣了下，说单子在车里忘拿了。江虹禾让冬冬去车里拿，董飞给她使眼色，说拿什么，先吃饭吧。那一顿饭两人都没动筷子，把孩子送走后，董飞让江虹禾坐在床上，给她看了检查单，贲门腺癌四期。江虹禾晕过去十几分钟。

董飞告知江虹禾，发病部位是无法切除的主器官，而且他外面还有外债，为避免人财两空，打算放弃治疗。江虹禾说就凭你这句话，我卖车卖房也要给你治，再说，你还有保险啊！董飞的眼睛忽然亮了。

经过保险理赔，董飞看病花费全部报销，确诊一个月时，又一次性赔付了五十二万元，其中的三十万元用来还债。董飞竟比确诊前松弛了许多，江虹禾这才后知后觉，董飞之前承受的经济压力有多大。

江虹禾担心董飞在生理崩溃之前心理先崩溃了，就托朋友在郑州为董飞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对方老家也是县城的，彼此都听说过，叫尤敏。董飞一听咨询费要好几百一个小时，自然是不去的。

江虹禾又劝董飞去心理机构参加一场收费很低的心理团体课，并说我想去，你陪着我，正好能看着我不要乱买课。在团体课上，董飞戴着帽子口罩，抄着手，跷着二郎腿，防备心理很强，导师给董飞做了一次家庭系统排列，让董飞把一个学员当成最想对话的人，说些心里话，董飞照做了。咨询师通过对话，推测他潜意识里有求死动机，因为他一直没放下离世多年的母亲。董飞的脸部肌肉突然抽搐，承认导师推测得没错。往常客户受到心理冲击时，导师会趁机卖课，但因为董飞的病，没有向他推销。

2020年初，疫情突发，董飞经历一场栓塞手术，医生查房时已经不换方案了，只说你再坚持坚持，董飞知道大限将至，申请转院回家。临终前几天，董飞吃了一小碗冬冬做的肉丝面，说咽下去的时候不觉得疼了。

董飞去世后，他的父亲就瘫痪了，董飞的两个哥哥轮流照顾老人。一天早上，大哥守完夜就走了，二哥没有来接班，两人历来有矛盾。屋子里的电暖器连续用一个月了，等扑灭大火，扒开废墟，老人已烧得只剩骨头，死前剧烈挣扎过，骸骨呈跪姿。之后江虹禾不愿出门，精神恍惚，有轻生的念头，她说如果董飞活着，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很愧疚，在霍金斯层级表里，羞愧是最接近死亡的一个能量层级。”江虹禾说。

心理机构打来几次电话，劝江虹禾过去免费复训，江虹禾答应了。那也是一场家排，老师让江虹禾把一位同学当成董飞，她一口气哭诉了两个小时，然后报了正式课程，两万元；也给冬冬报了名，学生打三折，共计两万六千元。因此，江虹禾得到了公司的授权。

江虹禾回到县城，在一家瑜伽馆组织沙龙活动，为此从濮阳请了一位老师。活动来了二十几个人，江虹禾惊讶地发现那些平时看着很高傲的人，竟在家排中哭得一塌糊涂，展现出平时根本看不到的创伤和脆弱，甚至结束之后变得格外尊重自己。

家庭系统排列由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创立，该理论认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有固定的序位，序位前移、后退、消失，都会造成不幸。通过模拟对话，梳理排列位置，是心理机构的常规项目，通常用于情绪释放。来访者通常具有心理隐痛以及自救意识，当痛楚被触及，个体的情绪会非常强烈，因此家排往往会被包装一层灵幻的解释，佐证其疗效。

伯特·海灵格的《谁在我家》中，有这样一首诗：

它在运转着，

哪怕我们根本不理解它。

它不是被思考的，

它是被发现的。

如同感官与灵魂，

我们从效果中，推测出它。

后来，江虹禾陆续报了导师班，学费五万元，推销公司的课程有百分之二十的提成；又充值了二十五万元，成为公司合伙人，公司给她两千张App的会员卡，如果全部销售完，能获利七十多万元。

“冬冬觉得我上当了，他说人家一说你就报课，钱自己放着不行吗？但我不后悔，这些东西对我帮助挺大的，就算我不把钱花在课堂上，也有可能被其他人骗走。”江虹禾说。

五

镇政府曾委托陈青去帮扶一个有抑郁倾向的小女孩，女孩的父母都患有精神病，生活异常艰难。陈青对此束手无策，她说当一个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不被满足，就谈不上其他需求，心理咨询对此几乎无效。

周云是陈青的表姐，她们曾合伙开了一家女性理疗馆，江虹禾是店里的客户，后来周云和陈青也成了江虹禾的保险客户。周云参与过江虹禾组织的家排，也跟陈青一对一咨询过，都没有效果，周云说自己不信这个，但对养生学很感兴趣，代理了一个上海的直销品牌，实在有难题解决不了，就去烧香算卦。

周云出生在农村，自小被寄养到县城的舅舅家，洗衣做饭，照顾表弟。妗妗没有骂过周云，但脸色和眼神的变化也是另一种暴力，她甚至不敢多吃饭，也不敢跟爸妈诉苦，因为爸爸会因此打妈妈，并扇自己的脸，责怪自己没有本事。

分配工作时，舅舅说表弟需要找对象，把交通局的工作先让给他，让周云等一年，后来周云分到了保险公司，很快在下岗潮中破产。为了逃离舅舅的家庭，周云匆匆结婚，又匆匆离婚，很快又再婚。她在第二次婚姻里遭受了严重的家暴，并生下儿子小海，不久后，再次离异。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丈夫，但丈夫不知所终，她独自带着小海生活。

小海听了江虹禾的故事，觉得“太电视剧了”，他无法想象有父母会为孩子花钱上心理课。小海印象中，周云给他花得最多的一笔钱是七千块，那是他大一的学费。

小海说：“那七千块钱都被提烂了，后来我也给她钱，债已经还上了，可她还是会提。我有一次问她，你是不是觉得你生了我，我就应该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吃我就吃，你让我死我就死？她说，那当然了。从那会儿我就知道，她就没把我当个人。小时候她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打我，用湿毛巾抽、扇巴掌、在脸上吐唾沫，在我身上抽断了几根晾衣架，还埋怨我浪费钱，好多次把我扒光了赶出家门，邻居都看得到。有次我被逼得想跳楼，她还站在旁边嘲讽我，说早就在等我死了。从那之后我一直恐高，现在坐扶梯都不敢往下看，总有跳下去的冲动。”

周云承认自己打过儿子，但当时自己压力实在太大，然后详细举例小海童年时的某个错误。至于多次扒光了儿子的衣服赶到街上，她表示自己不记得，即便有那大概也只有一次。

“那时候他挨打也不哭，越不哭我越想打。他爹吃喝嫖赌，我又拿捏不住，就忍不住拿他撒气。我也后悔，为什么那时候要那样打孩子，还是没有钱，没有文化。要是再来一次，我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的，学习不好就不好吧，快乐健康就行。”周云说。

“我不快乐，也不健康。”小海在一旁接茬，周云笑骂了一句脏话，发现小海的脸色很冷，收起了笑容。

小海毕业后去了北京和上海，但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他了解过，自己成长的环境属于“践踏级家庭”，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断亲。

“可我没地方去，没心气了，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原生家庭，也是一种逃避吧。前几天我在房间安了一根做引体向上的杆子，发现那个东西很适合上吊，我就在拼多多买了根绳子，有三块钱的，直径一厘米，也有七块钱的，直径两厘米。平时我都是买便宜的，但这次我买了根贵的。我挣不到钱，也没有死，还住在她的房子里，太不争气了。”小海说。

“你之前试过吗？”我问。

“我把包装撕开了一点，绳子是白色的，看着很结实。”

六

在陈青邀请我去疗愈营的那个晚上，除了突然痛哭的来访者，抹眼泪的还有坐在角落里的雯雯。她今年三十九岁，是名出租车司机，收入低，丈夫沉默寡言，儿子因厌学而被老师放弃，种种压力让她从去年开始参加疗愈营。

晴天心理学员的男女比例跟咨询师一样，女性占了八成，普遍是三十五岁以上的已婚女性，这种现象在全球心理行业中都普遍存在。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女性不仅要处理夫妻关系，也会更多地承担亲子关系，附加的压力会让女性产生比男性更多的倾诉需求，若倾诉需求无法满足，则有可能催化矛盾，出现妈妈唠叨、爸爸沉默、孩子无所适从的典型冲突场面。

“我有两个孩子，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没人帮我，平时的脑子都处于焦虑状态，心里透不过气。去医院检查过，但都没有用。我来这里是找办法来了。”雯雯说。

“参加疗愈营管用吗？”我问。

“几十年的生活模式了，没办法立马颠覆的，目前已经很好了。我会想，最起码有车有房，还有两个健康的孩子，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发愁的，现在只能把自己的状态改变得好一点，去慢慢影响家人。”

另一个角落里，沈女士垂着头，不发一言，她是县医院即将退休的医生，算是年纪较大的学员，接触心理学同样是因为家庭关系。她在读书会上经常发言提问，都跟小儿子的叛逆有关。陈青跟我讲，接触过沈医生的咨询师都知道，她在用亲子问题掩盖婚姻问题，但大家不会戳破。

我问陈青是不是来这里的女性都过得比较悲惨，陈青说，也不是，随即向我介绍了小叶老师。小叶是八五后，为了寒暑假，她考了教师资格证，在私立学校教学，如今又考了正式的教师编制，需要在乡村小学任教两年，才能调回县城。

小叶曾跟卢丁洲是私立学校的同事，非常敬佩卢丁洲的教学能力，但对于私立学校的看法，却与卢丁洲截然相反。

“我觉得那里挺好的，我所有的教学能力都是在那里提升的，压力是大，但出成绩啊，再说了，跟市里、跟一线城市比，压力还大吗？”

在哭声中，陈青再次说出想离开的可以离开，我觉得自己继续留在那里，或许会涉及别人的隐私，于是悄悄走了出去。一位男性学员在隔壁的会议室打电话，电话挂断后没有离开，也没有进去，会议室没有开灯，他在黑暗里默默站着。我从门外往里看，陈青的身体挡在学员身前，她的平静和学员的崩溃形成强烈的对比。

之后我对陈青说：“我怕自己在那里会影响她，就先走了。”

“可以不走的，我提醒你们走是担心你们会觉得不舒服，其实在场的人越多，对她的疗愈就越强。”陈青说。

我听了陈青的话，翻开笔记本写下：知识与物质固然能予人幸福，却唯有同类的理解与安慰，能稍减作为人的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