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我早期创作的小说《我们的我们》终于出版。回头看当时的心境，总有种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对望的错觉——时空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写作就是拿它变戏法。
在这篇虚实结合的小说里，我短暂穿越回年少的世界，去找寻那些被记忆和虚构重叠的真相。
我二十八岁，在北京工作五年，如喜雨的亚热带植物被移植到北方。
依稀记得上学时，南方的夏天只消一场暴雨，到处遍布水洼，不光泥地，天台，操场，废油桶顶凹皮，处处积水。偏偏青蛙不懂这些，雨后夜夜聒噪，郎情妾意，生怕人听不到缠绵欢好。它们产下葡萄状的卵，用不了多少日便会孵出蝌蚪，水洼是短暂的池塘，等到日头出来很快耗干，只剩枯萎的绿藻，蝌蚪们的摇篮便沦为坟墓。蝌蚪肯定怨恨爹妈没把自己生在池塘，上一辈的错，这一辈拼了命才能够弥补，努力生长，先长两条后腿，再长两条前肢，最后褪掉尾巴，赶在水干前上岸，而太阳总是不给它们这个机会。
有一阵子，一到最热的几天，我就拿着药锄在田垄上游荡，在快要干的水洼边挖出一条沟，放蝌蚪逃往更大的池塘。那一刻，蝌蚪渺小而我宏大，我是一个救世主，站在更高维度俯瞰生灵。当时我想，那在更高更广的尺度，有没有谁如俯瞰蝼蚁一般看我，看我困在课程繁重、成绩不堪的泥潭中，便轻而易举地开辟一条路救我逃出生天？天外有天，这可以无限延伸，像无限循环的小数，我弄不明白究竟。年少读书，我认为生活不过一滩死水，我得赶在干涸前突围而出，所以我想过离家出走，独自闯荡一番世界。我住在赣南小镇，某日，没有受委屈，也没挨打，就是想测试一下沉闷的生活有没有边界。就像《瑞克和莫蒂》，被外星人绑架的瑞克一路跑出虚拟的生活场景；也像楚门经历人造的暴风雨，渡人造的海逃出摄影棚。我一声招呼不打，骑着父亲老旧的嘉陵摩托，一路向东，想看大海。离家出走该是怎样，我曾这样写道：
离家出走该是说走就走的，读了一本书，听了一首歌，受困于一个谜，都可以是动机，都会让他跟家里不告而别，骑上二手摩托飞驰在国道上，可以去漠河也可以去雷州，无所谓天涯或海角。在路上穿过不同气候带的风景，遇到有故事的高人隐士，遇到萍水相逢的真爱，最后带着青春必要的疼痛归乡，像勃列日涅夫炫耀勋章一样炫耀伤疤。
然而少年总是轻易沮丧，轻易认输。我当日早上推车出门，爸爸跟人打牌去了，妈妈去外婆家，不用打招呼。我随身带一百块钱，没走国道，沿着入山的水泥路，想先穿过武夷山到福建，再从龙岩去厦门，在那看到太平洋。然而到中午我饿了，有点犹豫，找路边小卖部买火腿肠和可乐充饥，到下午我有些后悔，密林覆盖的山色下，鸟鸣、枝响，无不让我恐惧，望着攒不够力气下雨的阴云，我放弃了，我想看到太平洋，然后呢？我没想好看过海之后干吗，连回去的油费都没有，真的到处流浪吗？我连把卖唱的破吉他都没有。
在路上设想的奇遇一件都没碰上，不过回去途中，我顺路捎了几个路人一程，有种地的阿姨，有拜神的大爷，还有一个比我还小的少年，将他们捎一段路放下，此后便再不会有交集。那个少年起先在另一辆摩托上，开车的大叔凶悍地按喇叭超车，我还没骂，大叔的吼叫碎纸一般抛洒在半空，又在不远处刹车，要坐后面的少年下车，少年下车大叔立刻开走。少年追赶了几十米才停下，双手搭在膝上，气喘吁吁。我停车问他开车的是谁，他说是他爸。我问他爸干吗把他扔在这。他说考试考砸了，他爸要他走回去，路上反省。我问他离家多远，他说估计二十里。我说捎他一程，他担心回去早了还要挨骂。我说到家附近找朋友家躲着，等到入夜回家就行。就这么着，离家出走一天不到，我又回到家中，等爸妈回来，都不知道我出去过，只是按照惯例提醒我考试渐近，不用功以后没前途。碍于面子，我仍认定自己离家出走过，只要起了逃离的心，不管出走十小时或十年，都是出走。
或许生命来到世上，都圈禁在各自的牢里，牢可大可小，小到等同于肉身，大到家庭、公司、阶级乃至族群，无论蝌蚪或人皆不自由。在我看来，离家出走是一种精神上的越狱，生活中的我缺乏胆量也罢，缺乏必要也罢，最终选择浅尝辄止，可这不意味着甘心，当我开始写小说，虚构的小说能实现我的野心，去抵达现实中不可能抵达的边界，涉足超现实的魔幻地带，寻求无拘无束的自由。我以离家出走为开头，写下《我们的我们》这部小说，写完时高三，我觉得在纸面上完成一场逃离。
然而差不多十一年过去，2026年的暮春，我在北京，我仍困在生活中，这是没有出口的。五一假期最后一日，我刷到一条视频，AI生成的痕迹明显，青春年少的学生们在教室放出豪言壮语，希冀未来，随即切入反差的画面，配的BGM是《光阴的故事》，长大以后，想做赛车手的开起滴滴，想当歌手的在KTV陪唱，想打拳击赛的做了保安……在一个视频停留过久，根据算法，各种翻版视频随之涌现。我按手机暂停，退出抖音，思考人生。出租屋十来平方米，包括灶台和厕所，还有桌椅。休息日不用上班，下的单的外卖骑手已到店，预计二十分钟后送达。光透进窗棂，柳絮被玻璃拦住。Wi-Fi这根输液管没有具体形状，扎进我的静脉，不停输送信息，让我觉得当个植物人也没关系。可植物人偶尔也会动弹，勾动指头，条件反射似地展现一下活力。
我在北京五年，中途换过几份工作，应聘过图书公司的编辑，尝试过写剧本，后来做影视策划写文案，几经兜转，始终和文字打交道，靠文字吃饭。年少时想当作家，跟想成为宇航员、科学家无异，白日做梦。如同刷到的视频，我干着和梦想相关又不同的活，轨道偏移，又不至于南辕北辙。我为衣食三餐，每日早晚搭地铁往返，凭空被偷走通勤的两小时，混入又脱出人海。我知道作为打工人终究会走，也晓得老家是回不去的，停在悬浮的中途，忽然自问，我为何在北京？这距老家快两千公里的地方，哪一刻的抉择注定了此刻？
时间是一种拼图游戏，巧合下的榫卯相扣，八岁撒的谎可能要到三十岁才造成后果，命运在暗处牵连，而西双版纳一株枯芭蕉燃烧，亦可能造成什刹海上的大雁溺水。因果相生，也并不局限于善恶与祸福。最近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发了条帖子，他寓居乡间，饲狗写作，村里大妈养的黄狗生病，狗的脖子和腿溃烂发炎，不吃不喝。他帮忙治好，分文不取。看起来温情的开头，救助的因，想必他日会有动物报恩的果。我联想到治愈人心的画面，他遭遇麻烦，黄狗赶来解困，例如他山间行路，突降暴雨，全赖黄狗吠叫，他才躲过土方塌陷的险地。然而他话锋随即一转，他再遇大妈问起黄狗，大妈说谢谢他治好狗的病，狗清明期间宰了，肉很好吃，不是病肉了，很滋补。他愕然。
每个抉择都是落入池塘的石子，抛下石子的人却无法预料，激起圆形、菱形或五角星形的涟漪，也不知一条条波纹散开，触碰到他者的涟漪，又改变出怎样不可思议的形状。不经意的抉择会改变一生，比方说高考笔断水涂污写错两三字，作文扣两分，多考两分和少考两分，足够决定填报的志愿高一档还是低一档，是985还是普通一本，是一本还是二本，天壤之别。当然，我是个差生，念书时不必考虑这些事。当我问自己为何在北京，其实是在问命怎会如此。不信命的人忽然研究命，探究玄学，普遍都是上了年纪，饱经过生活的风霜。我三十不到，如水牛暂停咀嚼短视频的饲料，不再反刍劣质信息，思索宿命，分析鼻环、木犁和鞭子，我向来对病症敏感，疑心是精神危机，小概率是抑郁症。
于是很自然想到要看心理医生，也许医生出于探究病根的目的，问：你为何选择写作？
我会谨慎地作答：
关于我写小说这件事的缘由，想要追究，并非当下过得幸福美满，寻找幸福的起因，也非过得穷酸潦倒，发掘痛苦的根源。人问事的缘由，大多在投射眼下的情感，蝴蝶效应无处不在，人生处处是伏笔。在智能手机出现前，无法随时刷视频，一件事和一件事隔着闲暇，当时的一小时比现在的一小时更长。要追溯根源，我如逆流的鲑鱼，往过去追溯，依稀记得是初中的冬日清早，起床不易，我蜕壳一般艰难剥了被子，打个哆嗦，到水缸边敲碎薄冰，舀水洗漱。天还灰蒙蒙的，我要去学校上早自习，从家到学校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打着哈欠，前一天帮开木料厂的伯伯锯木皮，腰酸腿疼，睡眼惺忪，拖着沉沉的身子赶路，以前没见过马睡觉，不信马能站着睡觉，直到我在路上睡着，被人拍了一下肩膀才醒。那人是同班同学，叫赖声，他平常寡言少语。远处黄狗吠叫，我看一眼腕上的电子表，离出门过去十分钟，我走偏了路，停在两侧遍布稻田的旷野。既然碰上，我跟赖声一起顺路上学。
雾又冷又湿，周围的生灵还在睡，没走多远他站住，问我听到青蛙叫没，我说冬天哪来的蛤蟆。他不理睬，也没叫我等他，像心灵感应似的，走到路边的土垄下，拨开枯黄的艾草，伸手掏泥，手拔出来时攥着一只蛙，一元硬币大小，灰褐叶色的，没有冻僵，带枯藓的泥巴很新鲜。他把蛙塞进矿泉水瓶，说冬眠的蛙，手脚轻一点，抓着也醒不来，剥皮都醒不来。我忽然想，这是否会是夏天我救过的蝌蚪。他逮活物有一手，不用弹弓，找一条粗皮筋，用拇指和食指搭弓，就能打下麻雀。但我跟他玩不到一块，即便短暂走同一段路，也没有亲近些，仍旧无话可说。
我没完全醒，恍惚间过桥，过邮政局，到校门口，两边的店铺还没开门，比学生还早起的蛇佬搬来小板凳坐下。他一条腿有些瘸，擦擦小刀，伸手入笼提溜出一条绿蛇，冬日的蛇嗜睡，蠕动鳞片，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切去头，来不及吐一下信子，随即被剥去光滑柔腻的皮，脱衣似的裸露碧玉的肉色。蛇佬那个学期才出现，每隔几周就在那等别人来收货，我们管他叫蛇佬。门口稀稀落落站着几个围观学生，蛇佬喊赖声，可赖声装聋作哑，往教室方向走。蛇佬没作声，杀完蛇擦擦手，问谁要看手相，一块钱一次。兴许没睡醒，我给了钱，他叫我伸出手掌心，他眯着眼，粗糙的指头抵着巴掌纹理，像矿工看一块燧石的断面，念念有词，说我将来肯定靠笔吃饭的，若遇到时势，风云际会，那样必有大造化，比不上鲁郭茅也能赶上路遥。我听着很受用，但装出不可置信的样子，上课去了。平常我上课爱走神，写点零碎文字，这下写得更积极，想用字句段落装扮无才华的自己，显得有文化一些，所以要读更多的课外书。
读书枯燥，那日班主任开会，拖长音说：“我们中出了一个贼。”他仰着脖子，头顶的三叶风扇不动，他眼珠也不动，手里的竹条拍打蓬松的裤子，拉高压迫感，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这个人自己站出来，放学来办公室说清楚。”那段时间老有学生丢东西，计算器，武侠小说，钢笔，一些能卖钱的物件。大家疑神疑鬼，怀疑过好几个人，不过都没抓到证据。这次失窃的是彩屏手机，比平常失窃的东西更贵重，那个同学拿了妈妈的手机来学校显摆，打游戏。我以为老师老神在在，事情尽在掌握，给小偷一个自首的机会，其实不知道是谁，想靠恫吓逼出小偷。我也丢过计算器，当时计算器由学校购买指定品牌，翻盖式的，比市面上的款式贵一倍，功能没什么区别，为何不准买便宜的，据说是中考指定贵的那款。总之，我觉得老师这招太傻，不会有人上当，既然敢做贼，心理素质不会差到吓一吓就自首。可事情出乎我的预料，当天下午，赖声被叫去办公室，很多人趁课间趴窗台上偷听，班主任说证据确凿，叫他爸爸来学校解释清楚，并作赔偿，没有留任何转圜余地。等蛇佬到来，我才知道蛇佬是他爸，他嫌他爸做的事不体面，上学躲着，怕爸爸叫他。他装不认识，蛇佬也没当场拆穿他，也顾及他的面子。最终确定手机是赖声偷的，还没卖钱，原样还回去了，之前偷的东西要折价赔偿。赖声是贼，可并非全部失窃都是他干的，学校不只一个贼，只抓到他一个而已。不过大家下意识会认为，只要再有失窃都和他脱不了干系。后来我才知道，同年级至少有三个贼，各偷各的。这事终归是学生时期的插曲，注定渐渐淡忘，每个学期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好的事，有人下河淹死，有人斗殴被打出内出血，有人退学嫁人。我唯一能做的是把事情写进小说，我在里面提到，赖声傍晚回到旷野，早上抓的蛙没死，他将蛙放回洞穴，来年盛夏的夜里，晚风凉凉，也许稻田的蛙声一片里有它一声。
回忆是不可靠叙事，时间、地点乃至人物都不够确切，很多次回忆，我都确定赖声放了蛙一条性命。毕业后赖声去向不明，我跟他没再见过。那些年，那些我写在作业本上的故事，大多有头没尾，甚至只有片段，要到高中我才完整地写出小说。高二到高三无心学业，独来独往，小说读多了，电影看多了，缺乏谈恋爱的兴趣，开始研究新浪潮、存在主义和拉丁美洲史，文青病自然发作。为了逃避繁重的课程，我耗费一年时间写完一部天马行空的长篇小说，用意识流的语言拼出高度哲理化的故事，虚构出一座城，上演荒诞魔幻的叙事戏法。我想要证明自己无师自通，凭借阅读通晓写作的秘诀，写完《我们的我们》，便可以与《尤利西斯》一较高下了，似乎小说越难看懂便越厉害。成年后在人世间浮沉，让我为年少的猖狂付出代价。这么多年过去，我没能靠小说讨生活，做着一份工，闲暇时候写一写文章。我追究写作缘由，确实找到了动机，并非因为蛇佬看手相，那点怪诞的预言，不足以支撑十多年的坚持，真正的缘由是我终于想起，那日下午赖声被抓到后回到座位，等蛇佬来赔罪，他徒手攥死了冬眠的蛙，宣泄怒火，蛙一下子瘪掉，没有梦呓。少年的恶意，天真无邪，不带杂质。我讨厌这样，在记叙中改了这个细节，不料相当长时间内也改了记忆，我重看纸稿，相信了虚构的版本，故事具有灵力，在纸上留住一条命。这正是我写作的初衷，日子贫乏，我想要一点超能力。
回到当下，暮春，五一假期的最后一日，我在出租屋里，骑手送的外卖快到了，是一份冬菇鸡肉煲仔饭加可乐。我想翻个身，插着的手机充电线长度不够，稍早前的忧虑消散无声，我不担心会得精神病了，过量的想法有害无益，给葫芦瓢整片海，葫芦瓢也只能盛得下一勺。按理说一切在步入正轨，今年稍早时候，我出版了以故乡小镇为蓝本、以童年经验为底色的短篇集《转空山》。而《我们的我们》最近也即将出版，本该高兴的事，心里莫名却有些忐忑，眼下回望过去的自己如何希冀将来，跨时空的自我对话倒是呼应了这部长篇的主题。
需要说明，本文仍为小说。人物均为化名，记忆是不可靠的裁缝，会将不同时间、不同人身上的事缝合，无法保证一切皆为虚构。隔着漫长的光阴，两件事可以打个结，即便是自己也未必能解开。
我仍要继续写小说，我嫌弃自己颓丧，对不确切的未来过于悲观。我不能再这样懒散，浑浑噩噩下去了，是时候改变，要上进一些。我下定决心，洗漱换装，吃过外卖，神清气爽地踱步出门。那要从何做起呢？学点线上编程的技能？考一张驾照？开始体育健身？我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去雍和宫上香拜佛，转一座座殿，先瞻仰燃灯佛再拜谒弥勒佛，五月的微风拂槛，柳絮飘荡，于飘渺的熏烟间祈求顿悟，将无能为力的事暂时推诿给菩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