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某天，我在一家旧书店的一角看书，手机忽然亮起“郑灵华去世”的消息。当时外面正暴雨滂沱，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水雾，我又一次看见照片里那个女孩：粉色马尾辫，大眼睛，手持华东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背后是躺在床上的爷爷；紧接着，以前看过的那些黑粉、喷子的评论都从画面中晕染出来。
这十年发生了太多事：瘟疫、洪灾、奥运等等。可是让我真正铭刻骨髓，让我对人性、世界，对“何为正常”的看法有所改变的是一个二十三岁女孩的死。她在我面前杵立一张巨大的镜面，映射出我整个青春期的阴影，也映出我们这个世界最大和最隐蔽的暴力。
“粉色头发？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师范研究生？这样的人怎么配当老师，教坏学生吗？”
“病床上的是她爷爷？我看是包养她的老头吧。”
“肯定是靠不正当关系保研的，不然凭她？”
评论区充斥着毒蛇般恶毒的文字，有人扒出她的学校、专业、社交账号，给她发私信辱骂，有人把她的照片p成遗照，更有人直接攻击她卧病在床的爷爷，对其予以种种诅咒。
我看着那些评论，浑身发冷，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恐惧。那些话，我太熟悉了。
记得小学时候，我生性细腻，爱读书、不爱打球、只爱跟女生玩耍，而被班上男生冠上“娘娘腔”的称号，这是我一生中听到最多的三个字，就像烙铁一样印在我心里。
“你看他走路的样子，扭扭捏捏的，跟个女生一样。”
“一个男生，居然喜欢看言情小说，真恶心。”
“他天天跟女生混在一起，肯定是想占人家便宜。”
和郑灵华的情形一样，我也曾被造过黄谣：有人说我同时和班上若干女生谈恋爱，有人说我偷摸过女生的手，有人甚至编出种种不堪入耳的故事，在全年级范围内传播。更可怕的是，没人去求证真伪，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
我曾经试图解释。我告诉他们，我只是觉得和女生聊天更舒服，她们不会因为我不喜欢打球就嘲笑我；我和那些女生只是普通朋友，我们一起聊小说、聊明星、聊未来；我只是性格比较温柔。但没有人听。
后来，我不再解释了。我开始躲着所有人，体育课的时候一个人躲在教学楼的天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坐在角落，避免和任何人碰面。我问我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不符合他们眼中一个男生该有的样子。就像郑灵华，她只是染了粉色的头发，只是想跟爷爷分享她的开心；她并没有伤害谁，而是被全世界伤害。
而这样的土壤，正是我们的社会对于“异类”的不容忍。我们习惯于用一个标准来评价所有人，用固有的标签来定义所有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就应该阳刚、强壮、爱打篮球；女人就该柔弱、贤淑、长发；老师就应该朴素、严肃、一本正经；研究生就该两耳不闻窗外事。只要你不具备这些条件，你就是“异类”，你就应该被嘲笑、被孤立、被攻击。
有记者问一个网暴者：“你为什么去骂郑灵华？”，而对方的回答是：“我就是看不惯她那个样子，一个研究生，染个粉色头发，像什么话。”
身份污名化的恐怖之处正在于它根本不需要理由，一旦贴上标签就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娘娘腔”“不良少女”“同性恋”“小三”“神经病”，这些标签实质上都是锁链，直接系于无数人的颈项，令其窒息。因此不少人一生都在标签的枷锁下挣扎、沉沦。
而造黄谣，则是所有身份污名化中最为恶毒的一种，特别是对女性的黄谣，它可以毁掉一个女人的名誉，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尊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女性的贞洁依旧被很多人看得很重。只要被造了黄谣，不管你是多优秀、多努力的人，在别人眼中也永远是个“不干净”的人。
青春期的种种伤害还没有真正过去，我有时因别人一句话就会伤心很久，见到陌生人仍会有恐惧感，午夜梦回之际，也常会想到过去被孤立、被谩骂的日子，但是我努力与自己和解：这从来就不是自己的错，绝对不可以拿别人的过错去惩罚自己。
郑灵华曾公开、明确地表示想让粉色头发成为反网络暴力的一个标志，我每次见到女孩子染了粉色头发，自然就会想到她，想起那个明朗、勇敢、爱笑的女孩，以及她为自身尊严所做的种种抗争。
她那粉色的头发没有消失，而是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一盏明灯，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曾经或现在被伤害的人，永远不要做施暴者，永远要站在弱者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