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

近来身体有些不适，没个确切的不好，只是心慌，睡不着觉。母亲对我说，当归补气血，便将它和两枚鸭蛋熬成汁水，撒上一把枸杞，在锅中熬制。香甜，但味苦，我难以忍受。在我看来，这一剂补药和我小时候得腮腺炎所喝的中药味道没有分别。我习惯性地从橱柜里拿出红砂糖，用调羹舀一勺就要往里头放。母亲连忙止住了我，说放不得，再说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端起来又放下，一口口细品肯定如受绞刑一般淅淅沥沥，痛苦难熬。我便几大口喝了下去，半天也不敢用鼻子呼吸。母亲却从锅中捞出党参、黄芪之类辅佐性的药渣，用牙齿咀嚼。

腮腺炎是传染病，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曾经大范围地流行。我是在退潮的时候染上的，那时我在走廊上踢毽子，突然就意识到我左边腮腺隐隐作痛。我对同伴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能告诉别人哦。同伴信誓旦旦地说，我发誓不告诉别人。于是我放宽了心，说，我左耳朵下面痛。

她猛地奔跑了起来，我在她后边死命地追，围着教室转圈圈。她大声说，你得腮腺炎了，离我远点！我也焦急得大叫，我没得，我只是左耳朵下面痛。但她依旧在跑圆形马拉松。我疲累，停下来喘口气，走到座位上刚拿起水杯，上课铃声便响了。我的同桌捂住口鼻，在有限的距离内像避瘟神一样地躲避着我。我百无聊赖，反转过头，后桌便也立马捂住了口鼻。

我被孤立，孤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百口莫辩，但我确实是得了腮腺炎。许是蓄力太久的缘故，它拖了一个月才好，我也因此一个月没有上学。

我饱受着病毒转移的痛苦，良药苦口以及偏方的折磨。先是蒲公英糊糊贴在我的患处，感觉整个身子都浸在大雾中，再是母亲嚼成渣渣的黄豆颗粒，闻到了唾液发酵的味道。接着便是母亲在夜间抓回来的癞蛤蟆。蛤蟆皮和肉剥离，我闭上眼睛，看见鱼贩在对牛蛙开膛破肚，然后牛蛙被端上餐桌。我突然很想将舌头伸长来，舔一舔左耳下的那团肉。那个时候，家里不好，吃牛蛙肉的次数屈指可数。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母亲。母亲笑道，瘌蛤蟆有毒，蛤蟆皮有毒，蛤蟆肉有毒没毒她不知道，但绝对是不能吃的。

将一次性塑料小吸管扎入四季抗病毒口服液中，我便听到窗外有布谷鸟在鸣叫。我曾透过这小小的窗子看见过屋外的花朵，迎春花由次第绽放再到凋谢。然后，我想象夏槿。紫色的夏槿，明黄的秋菊和挺立的腊梅。在病中的时候，户外就更多靠想象了，但总的来说，想象还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病中更多是糊涂，日子难熬归难熬，但只是木木的。

到了后面，我总是疑心病会一直就这么下去，似乎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疼痛，滞涨，一张开嘴，腮帮酸涩，很费力才将嘴重新闭合上。软骨在张合之间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我很谨慎，神经紧绷，只怕一个不留神会脱臼。

母亲挽着我的手，带我往返于医院。我分明看见她眼角的疲累，以及一种类似于西西弗斯推巨石一般的绝望但又不得不坚持下去的毅力。

也许是我多心。等我痊愈之后，我问母亲。母亲惶惑，她说，我有毅力，但我从来不曾绝望过。我只知道，虽然你免疫力差，但这病终究是会好的，只是需要时间。

说来惭愧。当我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我看着钟，看秒针匀速地做圆周运动，再看看吊瓶里的药水。我感到冷，很冷，最敏感的是我在鞋里汗湿冰冷的双脚，像是行走在雾蒙蒙的湘西，粘稠，蠢蠢欲动。

再就是我的耳朵，冰冷，没有知觉。血液循环似乎已经静止，脸麻木，不自觉地想睡觉。母亲拍拍我的脸，遏止住我即将要倒下去的意志，在感冒的边缘拉我回到现实。顺应疲倦是人身体的本能，但在这时候为了更长远的考量，我们要与它作斗争。退一步来讲，睡也是睡不安稳的，在游离中挣扎。醒来两颊发烫，像是将干的柿饼扔入沸水中，红彤彤的，圆润饱满的，熬煎着的。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头很难看见他的影子。针打完，拿完药，将鸭绒袄的帽子戴在头上，贴着母亲，在寒风中打哆嗦。有时是出租车的空档期，我们就那样在原地站着，母亲就会迎着风站在我的身前或身后，这取决于风的来源。那时没有暖宝宝，更不可能随身带个汤婆子。我看看地，有时会抬起沉重的眼皮看摩托车司机两指间夹着的香烟。火星在黑夜中一闪一闪，亮了又黯淡下去，接着又是烛照般的亮，而我们即使在原地再久也不会去搭乘。此外，母亲还会拉着我的手，站得离他们有一段距离。我一开始以为母亲讨厌吸烟吐痰的男人，是高洁，我还从中读出了女性主义的意味。但我的猜测都是错误的。母亲只是害怕，害怕深夜里的男人聚集。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将包夹在内侧手臂，夹得很紧，许是为电视里报导的飞车夺包而感到惴惴不安。

下雨的天对我们来说更难了，幽幽的天，湿滑的地，泥泞的尘土，显出一道一道的车辙。平日里，我常把它和沙画联想在一起。但病的时候，除了厌烦和心情沉重之外，也就别无他想了。

那段日子里，我白日要去一趟医院，晚上还要去一趟。白日有公交，晚上那趟就有些跋山涉水的意味。母亲见缝插针地做饭，洗衣，安顿我睡觉，肉眼可见的憔悴。在短时间里，似乎也老去，由不得自己，不能自己做主。生活也由不得她做主，不仅是那段时间，自从父亲外出谋生就是如此。或是再远一些，可以延伸到母亲为父亲脱去婚纱，换上围裙的那一刻。

撑着伞，提着装药和病历的袋子，她拉着我，电话又来，实在是没有第三只手可以支配。母亲想用脖子和肩夹住伞柄，却发现那样只能顾全自己，便只得让我撑着。我虽生病，但并不娇气，更不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便踮起脚撑着那把伞，个子却还是矮了。母亲的头顶着伞面，雨珠顺着伞的骨架滴入了母亲的毛衣里。我着了慌，赶忙调整姿势，想到前不久刚学的一篇课文，叫《倾斜的雨伞》，讲一位父亲为了不让儿子淋湿而将伞打偏，自己的半边肩都湿了的故事。当时，老师所讲的什么以小见大的手法我通通不记得，我只有一个信念：我既然已经生病，母亲绝对不能感冒。转念，却又想到了课文里的是一名父亲，而我的父亲呢？他在远方劳作，不能怪他。我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想到这，我忘却了腮腺肿大的疼痛，从腮腺炎引起的发烧中强迫自己清醒。只是，站在母亲身边为他撑伞的理应是父亲。在母亲的位置上这么一想，自己就有了想哭的感觉。

无助，凄惶，对未来的不可知，还有自己臆想出来的到生命尽头为止都要承受的苦难便一股脑涌上心头。我承认，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未曾想到我的恣意哭泣会为母亲本已烦乱的心带来什么。我只顾自己情绪的发泄，听着母亲压抑着哭腔的温言抚慰。

抱团取暖是不适宜的，会在泥淖中越陷越深，等幡然醒悟，需要更多的精力来收拾残局。因而，我只能快速收回泪水，一个篱笆一个桩，按部就班，一步也不能走错。躺在床上，神经倏地松懈，才可徜徉思绪，在梦境中挥霍情感。

我不知道是哪一副药，哪一针剂的缘故才使我在两侧腮帮子游走的大包一点一点地瘪了下去。恍若就是一瞬间，病毒萎谢，烧退，我恢复到正常。

看见菜粉蝶，我可以像柯基狗一样去扑，看到花朵上的蜜蜂，我像是幼童一般地退避。我尽情地伸展着四肢。我活脱，我跃动，精力无限，需要释放。

母亲对我说，你不是喜欢吃榴莲吗？生病的时候不能，它上火。现在病好了，就敞开肚子吃吧。

榴莲对我们家来说一直是属于奢侈品的水果，民间虽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但从经济的角度看来，总还是不如吃鸡，还可吃几只营养而又肥美的土鸡。

可它确实香甜软糯，这比喻就像是星巴克和哈根达斯。除去外在的效应，内里是没有掺假的，有着良好的品质。

吃完果肉，喉咙里头冒火，母亲便熬煮凉茶，鱼腥草或是菊花枸杞，再或是藤茶。我不爱鱼腥草和藤茶的味道，母亲便劝我，勉强喝一点。我再不愿喝第二杯，她便只能摇摇头，拿出牛黄解毒片来给我。

剩下的榴莲壳母亲也是从不往垃圾袋一丢了事的。她用菜刀去刮内里的白色部分，一块块，用来炖汤。汤在熬煮的时候，满屋都是鲜甜。端上来，芬芳扑鼻。母亲给我舀一碗汤，放在我的面前。我吹一吹，轻轻地呷一口，恍若来到了热带种植园，发酵的蜜一般的香味。嘴里的味蕾跳动，我不舍地将其缓缓吞下，它便如温泉一般包裹住脾胃。接着，我吃切成恰当大小的榴莲内壳。秋葵的连丝，芦荟的胶，一层层的薄薄的肉般的，像是在喝一碗浓稠的粥。

做榴莲壳汤是很费神的，但母亲为了给我大病初愈的身体补充营养，她不怕劳苦。为了满足我的口腹之欲，她耐心琢磨着配料。我嚼着汤里头的桂圆，心中有千般思绪。

我记着小时候我每一年扁桃体都会发炎，发炎的后果便是发烧，咽口水疼，手脚冰凉。额头和腋窝却是滚烫，里头像是熔岩，又像是开水在咕嘟咕嘟地冒泡。这没有腮腺炎那样严重，又不是传染的病症，因而母亲一般不带我去医院，而是在家门口的小诊所看病，这其中也有经济的考量与便捷的因素在里头。等我懂事一点但因叛逆而不体贴的时候，我便质问母亲为什么不带我去大医院就诊。小诊所终归是不安全的，医术有限还在一边，用错了药怎么办，误诊了又该如何？我想到在三姑六婆嘴里听来的在去医院途中死去的孩子，或是电视里头因为吃错了药而变得呆呆傻傻或是疯疯癫癫的可怜人，心里便嘣嘣地跳。但母亲给我的解释是，诊所里的周医生行医多年，没听得出过什么差错。再者，那儿病友盈门，门庭若市是常态。

现在，我和母亲谈闲天，说起这件事。母亲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你知道，我们家的楼底下就是菜市场。卖青菜的，卖肉的孩子们都去周医生那儿看，她又是专治儿科，我们又比他们高贵几多？

我了然，但还是纠正母亲道，应该说我们都是他们之间的一份子，都是在市井的泥土中长大的个体。

母亲笑，虽然我们体力没有他们那样丰沛，我们容易生病，容易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是，我们并不是异类。顿了顿，她道，到底是知根知底的，崽你以后到了外边工作，可不能在小诊所看病，哪怕只是小小的感冒发烧。

这是一种社群文化，在同一个社群中生活的人们，彼此熟悉，互相信任，亲切，活络。而一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便只能诉诸于官方的，明面上的东西。恋家，落叶归根，我们终究是要回到滋养我们的地方，和至亲在一起。

每个年代生活着的人大多会有这样的思想，在疲倦、不如意的时候尤是如此。听完母亲的话，我深有体悟，神智却愈发撕扯。我似乎看到了在小诊所里刮宫、堕胎的年轻女子。她们年轻，不经世事，没有钱或是不敢向父母要钱。她们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感受着尖利的仪器进入身体。刮宫，将已成型鲜活生命的脖颈掐断，再一点一点地扯出血污。

血汩汩地流，头昏眼花，没有自主意识。脚踩棉花，感觉身体不属于自己而却用痛感时时提醒着自己。她们很多落下了后遗症，小腹经常疼痛，滴血，或再也不能有孩子。碰上大的事故，命也将毫无征兆地搭进去，像牲畜的死亡，无人问津，被遮蔽，没有尊严。

那种孤独与绝望，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父亲。我似乎已经渐渐遗忘父亲的面庞，甚至轮廓也缓缓地随着日落的余晖消逝。只是他每个月会搭乘火车回来一次，在周末陪我们两天，而后再次离我们远去。就这样，因为时间，因为我未曾看到的父亲独有的经历，他每次都以一种崭新的面容面对着我们。他笑，向我们挥手。而我只觉得，这个男人，和一个月前回家的那个男人不一样。他们不是一个人。

因为有电话，它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这种孤独和绝望。后来，有了微信视频聊天，我们得以看得见他。父亲打工在漫长的时间里渐渐有了起色，我们也不再心疼长途电话费，也不再心疼流量，我们家和其他的家庭一样有了无线路由器。只是，声音通过屏幕会变形，面容只是一张扁平化的存在，薄得像是纸人，毫无真实之感。这样，可望而不可即，望洋兴叹之感便油然而生。

母亲喂我吃完退烧药，照顾我睡下。半夜，我起来上厕所，透过门缝，我看见母亲的房内有灯。驻足，我听见母亲嘤嘤地抽泣声。我吓坏了，推门而入，看见母亲布满泪痕的脸面对着屏幕另一端的父亲。母亲面容扭曲，父亲难过得闭上了双眼。

我心生悔意，我不该搅扰母亲，我破坏了母亲苦楚的流露与发泄。母亲见我进来，慌忙挂断了电话，再次哄我睡觉。在堕入梦境的前一刻，我突然原谅了父亲，即使我自认为从来就没有怪罪过他。

我很怕那天的梦是一个鬼魅的梦魇，但我做了一个令人心静的美梦。在梦里，母亲呈现给了我久违的青春光泽。而父亲，他不再是在变化中，他也不再让我难以捉摸。我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确切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不再是一块屏幕，不再如流星，也不再如我的青春一样时而漫长，时而白驹过隙。

周医生是个头发乌青的老太太，留着娃娃头，脸色蜡黄，声音嘶哑，并不立体的五官下是粗短的脖子。我每次见她，总是她穿白大褂的模样。母亲带着发高烧的我下楼，通过小巷，走出四面是不锈钢和雨棚装饰着的黑白灰的院子，就是一条长长的狭窄的菜市场。市场两旁都是卖菜卖水果的店面，门店之间的空隙见缝插针地布满背着箩筐挑着扁担的菜贩。往右边斜对角走，侧着身子穿过因菜贩密集而好不容易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路过粮油杂货店，便可以看到一间小小的不起眼的诊所。抬头，白底红字的匾额，印着“周医生诊所”几个大字，下头还有主治内科、妇科、儿科的小字以及一串电话号码，因年深月久而蒙了灰，有些地方还有剥落的痕迹，露出星星点点灰色的底板。下头的卷闸门微微有些露出来，再往下，便是两扇斑驳的门。定睛，就像汽油浇在马路上，阳光反射，七彩玲珑的一团，像是旋涡，色彩却像彩虹，外加上泥浆和吸附在上头的灰尘，很有些不洁之感。

我看着玻璃门上的红框十字贴纸发呆。它未贴均匀，略微突起，我心底里也被连带着无法平和。跨过卷闸门门槛，左侧便是柜台，柜台后边便是一排一排的中药格子。我曾看见周医生拉这些格子的抽屉，时不时会有吱呀的响声，因老化而磨损。发黄的塑料袋探出头来，周医生便用她干枯的戴着金戒指的食指配合着其它手指将药抓出来，放在小小的像是长时间浸在干燥大米中的秤盘上，再调整着耳坠子似的秤砣。如此往复几回，脱水的中药堆积在牛皮纸上，折几下，就是一剂药。

但周医生并不是完全的中医，她不知是专门学过还是自己琢磨出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病的方法。母亲牵着幼小的我站在柜台前买药，却从没有一盒盒地像药房里或正规医院里那样地买。只见周医生从西药盒子里取出一板药，拨出几粒，也像是抓中药一般的，用几张餐巾纸分别包着，一次有一次的量。天热的时候，片状的药会融化，药渍会粘在揉成一团的餐巾纸上，而胶囊则会变软，变扁。我生怕尝到药的苦味，一仰头，便赶紧喝水，药便从味蕾不那么发达的后舌根吞到了肚里。

这样看来，周医生类似于赤脚医生这样的角色。感冒发烧的时候，我食欲本就不好，但她叮嘱妈妈，只能给我喝白米粥，吃清水面条。糖上火，油也不能放多，只能放点盐，就这么吃着。这是正宗的粗茶淡饭，我这么打趣着，苦中作乐。面对着这些吃食，胃里翻江倒海，胃酸一阵一阵地涌上我的喉头，然后我再像是喝醋一般地把它生吞下去。

鸡蛋有火气，肉吃了会加剧病情，都不许。周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巫婆。她挥舞着魔棒，遣派着向她寻医问药的病人。我无法，医生在病人面前是权威，病人得无条件地遵循医嘱。

母亲也是这样。但后来，她渐渐地醒悟了过来。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病，周医生问她，又是扁桃体发炎？母亲说，是，他吃了几串烧烤。周医生顿时就如警察审判犯人一般道，这你怎么能给他吃，油煎火燎的东西，吃了积内毒，得内病。母亲诶诶称是。

母亲知道周医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但对于作为小孩的我绝对禁止烧烤麻辣烫等食品又是不现实的，是压抑了天性。一开始，我坐在摇摇晃晃的靠背木椅上打点滴，母亲端了一碗放了几点辣椒粉的面来给我吃。周医生看到了，瞪了母亲一眼，说，这怎么吃得？母亲怯怯地说，他胃口不好，吃不下太清淡的东西。周医生依旧转了转浑浊的眼球，撇了撇嘴，道，那也不行。

自此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送饭送面在诊所里让我吃了。无论多晚，她总是陪着我打完针，再回家吃饭。

我为此对周医生的古板一肚子意见。母亲只是叹气道，她也是很有医德的，从她的角度，是全心全意为病人好的，不然她也不会那样说。母亲喂我吃加了生抽耗油的面，道，她只是方法不对。退一步来讲，即使不对，她依旧治好了那么多的孩子。

周医生诊所的配药室就挨着厕所，厕所挨着的是两张床铺。我从来没有在那两张床铺的其中任何一张躺过。即使是冬天，寒气袭人，也从来没有。母亲嫌诊所的床铺脏，是人人都躺了的，一股甜甜的汗腥味。我总是坐着，很多时候，婴幼儿也由他们的母亲或奶奶外婆带来打针，诊所里的脸盆便充当便盆来接他们热气腾腾的粪便。这时，我就会用嘴巴呼吸，不得已的，用嘴小口小口地吸气呼气，看着窗外头发斑白的卖菜阿婆，从她们的小布包里掏出皱巴巴的小面额钞票给顾客找零。看着看着，我就入了迷，扎了针的那只手下边用纸胶布连着硬纸板一圈一圈地包裹，也同样让我安心。

最怕的，是打屁股针。一看到那又粗又长的针管，我就想到了我家房子装修的时候在楼道看到的一根根用过的针管，醒目，骇人，像是老鹰的喙，带有强烈的攻击性。我的心揪成了一团，默默地将裤子脱下一些，趴在母亲的腿上，鲜明地感受到针管刺穿我的皮肉，进入我厚实紧致的肌肉里。疼倒是其次，主要是酸和胀，就像是勉强我这个没有舞蹈细胞的人做一字马一般，就像是硬扯弹簧使其超过了它的弹性限度一般，剩下的是一个瘫软的我。

听说曾有医生在给病人注射屁股针的时候针尖断了，断在了病人的皮肉里，怎么找也找不到。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根断针像蚂蝗一般一直在他的体内游走。他痛，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断针已经刺穿了他的组织和器官。

我为此睡不着觉。无意听闻的这个故事使我在打屁股针的时候异常老实，像是一匹晾晒在竹竿上的绸缎，在外人看来平静，更似乎有安详之感。其实，我极力克制狰狞的表情，害怕肌肉的颤动给我造成终生性的无可弥补的伤害。

我对此以一种介乎真实与传说之间的态度看待这件事情。针是死物，但活物却是不容辩驳的。例如说螨虫在大脑中四窜令人头痛欲裂，蛔虫和钩虫寄生在肠壁上吸取宿主的营养。在我小的时候，这是我最害怕梦见的东西，也是我的白日梦魇。

病撩拨着我的成长，它并不是时时刻刻或是每天伴随我。但时不时地，在我将要遗忘它的时候，它又跳出来提醒我它的存在。

我不擅长数学，或者说，数学对我没有感情。我曾经很用心地想学好它，但鲜红的分数一下来总是将我伤害得很深很深。我曾想过让数学自生自灭，但升学的压力使我不得不强忍着不适面对它。

有好几天，我膝盖痛。这种感觉就像是半月板的滑液被抽干，而后用机器一点一点地打磨，有类似慢性病的痛苦。自习课是数学小测验，我看见满纸的公式符号，脑袋天旋地转。我强忍泪意，冲出了教室，没有和班主任请假，冲向了学校大门。我知道没有请假条是出去不得的。我站在原地，看见门卫的眼神盯着他手里握着的水杯，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便如箭一般地跑出去。在大门外几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身后门卫的大喝。我慌了神，停住了脚步。门卫快步走了出来，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把我抓了进去。

我说我膝盖很不舒服，我只想回家让我妈妈带我去医院看病。

他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要是学生都这么说，还不乱了套！

我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开始求情，但他只铁青着脸，不为所动。

就像惯常一样，我想哭，但我铁了心地不让眼泪掉下来。我开始据理力争，但是很不争气地，我眼角还是冒出了泪花。

一个阿姨从校园里出来，看见我这个样子，她说她借电话给我，让我打电话给班主任请假。

但我打了电话给母亲。

母亲要我将电话递给门卫。门卫对着我翻了个白眼，不容置疑地对电话里的母亲说，要家长亲自来接，出了事我们担待不起！

我心烦意乱，家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痛感又上来了，折磨着我的神经。我竟拉住那个阿姨的手，说，阿姨，我认识你啊，你是我同学的妈妈，你带我出去好不好？

阿姨不懂我的意思，或者说她怕担责而不愿意帮我。在这一点上，我很理解。可是她接下来的这句话使我战栗。她说，我不认识你，我借手机给你只是可怜你。

可怜？我凄楚地笑，我似乎是一只在垃圾箱旁徘徊的一只满身都是虱子的花斑土狗，正在舔过路好心人施舍的进口罐头。自尊心升腾，我感到羞耻而痛苦。

但母亲终于是来了。我冲进了她的怀里。她看见我，心疼得无以复加，不顾形象地与门卫争吵，展现出她一贯不轻易在外人面前展示的伶牙俐齿。

那天的天气很灰很灰，母亲带我搭出租车去医院，司机少找了钱，她也没反应过来。我只记得司机那张堆满横肉的脸，一层层展开，底下隐藏着市井的奸猾以及人情的疏离。

因为是下午的缘故，在我所生活的小城，医生都已经下班了，只有住院部有医生值班。母亲便带着我去了那儿。

医生起初态度很冷漠，说住院部是不看门诊病历的，要我们明天再来。

母亲赔着笑，搬出了与她没见过几次面的远房表姐的名号。她在这里有一定的地位，虽说走在路上都不一定会打招呼。

医生猛地热情起来，像是个慈祥的老父亲。他略看了两眼，用手按了按我的膝盖，便说没什么事，补充点钙片就好。母亲笑着应和，和他找话聊得很开心。

事实也确实如此，吃了钙片，过了几天就恢复如初了。

母亲回家洗手，换衣服，做菜，和我一起吃饭，洗碗，让我先去洗澡，她再去洗澡，然后是洗衣服，晾衣服。好像是自那天以后不久，我们所在的小城与父亲工作的城市开通了高铁。父亲便怎么样都会省下钱，每个星期五坐着二等座回家来。扁平的父亲变得立体，我也开始铭记父亲的容貌。他也就像长明灯一样伴随着母亲烛照着我的心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我生病的时候如形单影只萤火虫身上的光一般，若隐若现了。他开始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缩短了与正常三口之家生活的距离。我高考过后，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城市读大学。母亲过来，在这里生活，也时不时地返回我们土生土长的小城。而在我和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总是陪伴在我们身边，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