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叫做《生离死别》的,可后来想想,生与死在传统文化中,都是太过于沉重的话题,而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背负那么多的沉重。于是就轻松一点吧,叫做《悲欢离合》好了。
无论是‘悲’还是‘欢’,无论是‘离”还是‘和’,都是太过于普通而常见的话题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引起‘悲’,也可以引起‘欢’,悲与欢本就是人生的常态。而‘离’与‘别’又好像使得‘生’与‘死’在语气上显得更加轻松一些,好让人接受。
我们总是习惯于用安慰剂去替代存在的事实,而忘记真相之所以‘真’,是它敢于面对现实、直击痛点。
但是还是缺少这份勇气。所以让我们只讲故事,不做任何评价吧。
1/4:一对老夫妻
老头是我刚到病区时,遇到的第一个病人。
他经常静静地躺在床上,很少起来活动。我给他量体温、测指脉氧的时候,他也只是躺着不动,我让他伸出食指,他也听不见,每次都得他老伴再三提醒,从旁协助。
他特别消瘦,面颊两边的肉都深深地凹陷下去,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又由于没有牙,嘴也瘪着。躺在床上,肋骨通过皮肤一根一根地印出轮廓来,而露在被子外面的脸和皮肤都呈现出深深的黄色,手臂上还有大大小小形状不规则的暗红色块,腹部异常膨隆,皮肤都被撑得发亮。
情况看起来不是很好。
老头总是没有太多表情,一个人闭着眼睛静静地侧卧着。偶尔会在测量完生命体征之后,对我说句谢谢,他的老伴也总是不住地说“麻烦了、麻烦了”。
那位老太太是一个很健谈又很客气的人,留着一头已灰白的短发,两侧拿一字夹整齐地别在耳后。
这是我正式实习的第一个病区,这对老夫妻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患者及其家属,因此总是有些特别的感情。
医院的大多数患者,总是由儿女轮流陪伴着的,即使是老伴陪床,儿女也常常会来探望。空余时间,我会多关注他们一些,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其他人的出现。
有天下午上班前,我按照惯例为每一床的患者测量体温。来的第三天,老太太已经认识了我,即使戴着帽子口罩,还是在我来到病床前的第一秒就跟我打了招呼。
她称呼我为“漂亮的小姑娘”,她说:“又要麻烦你量体温了。”然后推了推正在睡午觉的老爷子,让他快把手伸出来给“这位小姑娘”。
“记得是食指啊。”
老爷子伸出手,夹完指脉氧后,老太太夸我量得又快又准。其实我根本没有把握保证每次测量的数据都绝对准确,但是他俩的话总是能让我一整天的班都带着好心情。
有天我下班,经过连廊去坐电梯的时候,碰巧遇见老太太在带着老伴散步。我们科室的楼层很高,落地窗前几乎能把整座城市的风景尽收眼底。夕阳就那样透过玻璃窗落在他们的身上。
老爷子坐在轮椅上,肚子还是很大,整个人好像都陷在里面一样,但是很安详、很宁静。老太太推着他,两个人慢慢地走。
他也许是在和妻子说着什么,好像很吃力地想抬起头讲话,能让她听得清楚一些。老太太则是配合地低下头,贴近耳朵听他的话。
其实这是我在科室的最后一天了。于是我走上前去打了个招呼。
老太太还是一下就认出来我。
“下班啦?明天还是七点半来吗?”
我告诉她明天我就不在这个科室了,要去其他科室上班了。
她“哦”了一声,又告诉我明天他们也走了。
“我们想回家了,就不治了。”
我一顿,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老太太让我快回去吧,像之前很多次我测完生命体征离开病房前那样,对我说“拜拜”。
于是我也挥了挥手,说道:
“拜拜。”
2/4:消失的孕妇
她是背着一个尼龙编织袋来办理住院的,来的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看起来就快要生了。
我对她的初印象很深刻,一个看起来瘦瘦小小、年纪又不大的女孩,却要捧着这么大一个肚子。
我的老师问她之前有没有产检过,她说还没做过。
“工地上做饭太忙,没有时间做。”
她又问什么时候可以生,她已经感觉到宝宝动的越来越厉害了,“肯定是个活泼强壮的男娃,跟他爸爸一样。”
我们问完病史和基本情况,要填地址时,她说她住在工地旁边的小屋里,再问,也问不出别的更具体的地方了。于是又做了一些必要的入院检查,就安排她住院了。
她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没有家属来看她。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坐在床上刷土味视频,或是做一些小孩子的衣服,看起来都像是男孩子的。
我的老师是她的管床护士,所以我也经常去到她的床边,为她做一些基础的护理工作。譬如换水、封针、测量生命体征等。
细看起来,她是一个蛮漂亮的姑娘。忽略掉粗糙泛红的皮肤,她有一双很有神、睫毛浓密的眼睛,眉毛纹过,是从前很流行的韩式一字眉,鼻子有些翘,嘴巴因为上火而有点过度发红。
起初她很爱说话,可是同病房住着的两家孕妇,都不太爱搭理她。她刚来的时候,她们还愿意听一些,可随着时间久了,就不再听那些老生常谈的话了,于是她便和我们护士说,总说她丈夫的事情。
“我们都是一个村上的,是小学同学。”
“那是青梅竹马了。”我说。
“是啊,我们十九岁就结婚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上工地打工。他干活,我就烧饭,晚上他还会额外买点熟菜给我吃。”
“你们就住在那个‘工地旁边的小屋’里?”我问道。
“对呀对呀,我们每天都在一起,虽然不是耕田织布,但是感觉也过上了另一种‘男耕女织’的生活。”她说起她丈夫时,满脸都是幸福,甚至还打开她的屏保,给我看他们的结婚照。
我忙着换水,听着她的话,手上动作没停,随口附和了几句,做完事情便走了。
后来的几天,她突然就不爱说话了,每每我去,主动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淡淡的,大多数时候都沉默地刷着短视频,声音开得很大。
我以为是同病房的人嫌她吵,或者是实在没人愿意听她反复说那些事情,所以才变得沉默寡言了,但是觉得耳朵能静下来也挺好的,便没多管。
从前她爱把她的东西铺得整个床位上都是,随着她的安静,那些东西竟也被收拾起来了,全被塞在那个尼龙编织袋里。
她的预产期快到了,我们进病房叮嘱她一些重要事项。她却说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顺产。
“剖腹产麻药太贵了,而且也没人照顾我。”
是的,从入院开始,她一直是一个人待在这里,她丈夫一次都没来过,其他人也没来看过她,她永远在刷着短视频,不刷的时候都在给孩子做衣服。做累了便睡觉。
后来她生孩子,我们送她去手术室的路上,她又爱说话了,喋喋不休地向我们描述她所想象的孩子的样子,完全没有任何要生产之前的紧张。
甚至还编了两个麻花辫,说自己要美美地进产房。
我夸她:“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妈妈。”
其实她今年也不过才22岁,跟我差不多大。
生完孩子,真的被她说中了,是一个男孩。
他个头还挺大,有八斤二两,被包在襁褓里,安安静静地睡在她旁边。此刻的她也很安静,由于生产而散乱的头发被汗打湿,毫无章法地贴在脸上,她一句话也不说,侧着头,平静又恬淡地望向身边小小的孩子。好像突然就从那个喋喋不休的女孩变成了一位慈爱的母亲。
孩子很健康,她说很像他爸爸,“大大的眼睛,鼻子很翘,嘴巴小小的嘟嘟的。”
那不是更像你吗?我在心里说着。
“哪里都好看,就连皮肤都白白嫩嫩的。”
做母亲后,她常这样偏爱自己的孩子,好像要把所有最美、最好的词汇全用来形容这个小小的生命。
由于顺产时,孩子太大了,她被撑得会阴撕裂。可是她却很少躺在床上,而是一有时间就下床走路。
我劝她实在疼得厉害,就躺一躺吧,不要总是刺激那里,她却笑一笑,说没那么严重。
她生产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周休,没来上班。来了之后,才听说她昨天偷偷跑了,抱着孩子,那个尼龙编织袋也没带。
我们打开袋子看一看,发现里面就是几件旧衣服、几个盆,其余什么也没剩下。
她所有的就诊费用一分钱也没有给,就悄悄走了,带着还未愈合的伤口,抱着那个长得很像她丈夫的孩子。
我们也派人去她所说的地址找她,没有找到,工地已经停工很久了,只有几栋烂尾楼留在那里。甚至她所说的那座小房子也只是一个临时的集装箱。
“莫不是交不起医药费,编出来骗人的吧?”我们私下里这么猜测。
就这样,即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打听她的消息,却没有一个人听到任何有用的消息,甚至报警也没有任何音讯。
她消失得彻彻底底、无声无息。
3/4:暮年“姐妹花”
她的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我也该离开产科了。由于在上个科室请了一周的假,所以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在这里,我遇见了一对很有意思的“姐妹花”。
她们一个叫耀娣,一个叫富娣。
耀娣和富娣本不是亲生姐妹,却好得像亲姐妹一样。
耀娣烫着一头精致的卷发,焗油染成了蜜橘色,穿的也是绣着繁复花纹的马甲套装,通身显得很贵气。她总是笑眯眯的,对所有人——包括我们在内的医护人员都很客气。
富娣剪了一头短发,没有焗油,因此是衰老后白灰相间的颜色。她穿着西服领的格子衬衫,下面搭配了一条黑色的布裤,总是很局促的样子。
耀娣和富娣住同一间病房,都没有人照顾,不过很巧的是这间病房只有两张床,因此她俩便成为了短期内互相照顾的“舍友”。耀娣的年纪比富娣大一些,她便总是自然地承担起“姐姐”的责任。
耀娣今年六十六岁,却不幸患上了胆结石,但好在也只是胆结石,还不至于让她忧愁到吃不下饭,所以她仍然是该吃吃,该喝喝,只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一些。
至于富娣,目前还没有确定是什么疾病,诊断上写着的是“疑似贲门部恶性肿瘤”,因此她总是很忧愁,本来就皱着的眉头拧得更深了。她告诉耀娣,是侄女把她送过来住院的,却只是把她送了过来,她也不懂检查这些东西,所以漏了好多。
闲时富娣会和耀娣多说上几句话。
耀娣问她,“怎么是你侄女送你来的呢?”
富娣就说:“女儿去国外了,一直没空回来。”
耀娣的名字是她妈妈起的,目的就是为了光耀弟弟,她说从小她妈就偏爱弟弟,弟弟也借着妈的威风,在家里随意使唤她。
“但是我从来不惯着他,他一欺负我,我就打他,我妈来了也不管用。”
富娣的名字也是她妈妈起的,和耀娣的名字同义,反正都是为了弟弟好。但是她从小就让着弟弟,逆来顺受,养成了现在唯唯诺诺的性格。
“不过好在你遇到了我。”耀娣这么对富娣说,“弟弟并没有比我们高贵多少,这你要知道。”
但是富娣觉得说这些话没意思,道理她都懂,只是她习惯了这样去对待弟弟,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不过好在这些小小的分歧并没有使耀娣和富娣因此失和,她们还是最好的舍友兼朋友。
三天后,富娣准确的病理结果出来了,确诊了恶性肿瘤。
但是她仿佛很平静地就接受了这个结果,耀娣劝她说,现在生病都有医保,大病最多能报销70%呢。
“你参保没?农村医疗保险。”
富娣摇摇头,她都没听说过这个保险,自然也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这下耀娣也没办法了,虽然她能陪富娣聊天、解闷,但不是事事都能帮的。她的胆结石手术做起来很快,恢复得也很快,出院了又可以去过自己潇洒自在的日子,而富娣却不知道能不能好的起来。
“没关系,能治就治,不能治我就回家。”
“现在治疗技术挺成熟的,不要这么悲观。”
其实耀娣知道,富娣的恶性肿瘤已经是晚期,并且开始扩散了,基本上治不了。但是这么多天的相处下来,她又可怜富娣,所以她想带富娣出去转一转,来这里这么久,她们都没有好好出去转过。
向医生请了假、签了字之后,耀娣就带着富娣出去玩了。她们想把这座城市好好地逛一逛。
“如果不是看病,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大城市呢。”富娣站在高楼大厦中间,看着穿梭不息的车流,有些感慨。
耀娣看着经常能看见的景象,和不常能看见这些的富娣,觉得有些酸涩。她带她吃了冰淇淋、喝了奶茶、吃了炸鸡,又逛了大商场,学着年轻人打卡潮流地、网红景点等,那是富娣最难忘的一天。
当然这些都是在她们回来、耀娣痊愈出院以后,富娣给我们讲的。
说完这些,她说她也要走了,回老家等待。
也许是等待死亡,也许是等待奇迹。
4/4:妈妈和儿子
一直以为6床没有家属陪护。
他是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大叔,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皮肤苍白得像一张纸。但也许只是看着虚弱吧,每每我去换水,总能看见他与同病房的患者侃侃而谈,甚至手舞足蹈,有时是讲一些国际局势,有时是讲一些国家政策。
他总是一个人,病历卡上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着“未婚”,也没有孩子。但听起来并不孤单,因为每到早晨和晚间新闻播放时,他会有一群“政客”朋友,而其余时间,都是独自待着。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刷手机、一个人按铃叫护士换水......
他能下床时,也常来护士站与我们搭话,只是大家都很忙,不能每句话都回他。
听他说,他是个旅游家,也是做五金生意的,借着旅游交了很多朋友,能把自己的生意卖到全国各地。
“我就喜欢这种自由快乐的生活。”他说他很少回家,没有也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家庭。
有一天,我正在护士站核对药品信息,有个老太太走到我跟前,向我打听,6床患者的姓名,并问他是否住在这里。
我抬头打量了她一眼——个子瘦瘦小小的,穿了一件宽松的印花短袖,背着一个巨大的破了洞的黑色书包,两只手臂分别挎着一个印着夸张广告的红色布袋。那三个包估计是很重,压得她几乎直不起腰,只能将手上的两件“行李”放在脚边,手撑在护士站的台面上来卸一部分力。
“你是他什么人?”我忙着手头的活,问道。
“我是他妈妈。”她回答道,“他一个人在这住院,我来陪陪他。请问他是在6床吗?”
我说是的,往右手边走,第二个房间就是,他在靠墙的那张床。
“现在可能不在,他去串门了。”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间,正是晚间新闻联播播放的时刻,就提醒了老太太,防止到时候她找不到人着急。
老太太去病房了,刚走没多久,6床的患者就从另一边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很熟稔地与我打了个招呼。
“你妈来了,在你病房呢。”我告诉他。
“我妈?我都五十多的人了,住个院还要我妈来照顾?”他指着自己的脸,不可置信地问道,过于苍白的面色此刻因为激动而有些潮红。
说着,他便匆匆赶回房间了。
上半夜我去测血压,发现靠墙那张床有些亮光,走近了,是那个小老太太还没有睡觉,坐在陪护床上,给她儿子掖被角、扇风。
她看见我,连忙小声对我说,她儿子好像发烧了,身上滚烫的。
“护士,你能不能给他量个体温啊。”
我说可以,量完后已经烧到38.5℃了,于是连忙拿来两个冰袋,给老太太,让她给儿子敷上。
到了后半夜,6床的烧大概是退了,老太太拿着两个已经化软的冰袋过来还,我又去测了一下体温,降到了37.5,就对老太太说,“快去睡觉吧,忙活了一晚上都没怎么睡。”
老太太不去,已经不困了,便坐在护士站跟我说话。她说她很少能有跟儿子相处的机会,他总是在外面漂,一年回一趟家看看他们,待十天很快又走了。
“好些年前我和他爸就一直想着他能回来,待在我们身边,安定下来、找个人成家。”
我说,没记错的话,6床都五十四了吧。
“对噢,你看他一个人,住在医院里也没人照顾,总是打电话叫我们放心,说是小病不碍事,要不是我来了,还不知道这么严重呢。那脸色白得吓人。”老太太说道,“护士,他到底是什么病啊?”
6床不愿意我们透露他的病情,即使是病友问他,也只是含糊其辞地带过去。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情况不像想象得那么乐观。6床却不在乎,他说他这辈子已经值了,现在也算符合他的预期,“不用等七八十岁了得各种慢性病受折磨”,因此他一直是积极示人的形象。
我便同老太太说,不要担心,既然来了,就多陪陪他。
“五十多岁,还能有妈妈照顾,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老太太点点头,似乎也觉得说这么久的话累了,就回去休息了。
早上七点,我又去复测全病区患者的体温,刚到6床时,老太太歪在陪护床上,似乎是刚睡着,6床患者正轻手轻脚地把自己的被子盖在她身上搭的毯子上。
“这么孝顺呢。”我跟他开着玩笑,“来再量个体温。”
他说快量快量,待会得去食堂打早饭呢。
“你今天不去开‘国际会议’啦?”
“给我妈弄点饭吃,她年纪又大了,楼上楼下打饭跑不动。”
老太太睡眠很浅,听见我俩的动静,便也醒了。连忙说道,“不用,不用。昨天你爸煮了十个鸡蛋让我带着呢,我一个都没舍得吃。”
她又走到柜子边,打开了另一个红色布袋,从里面掏出来一个拿好几层方便袋扎得紧紧密密的碗,“都是家里的鸡下的。你好久没回去,你爸都给你攒着呢。”
“这怎么吃,都冷成这样了。”6床埋怨道,“食堂里什么没有,十个鸡蛋,背了一路过来,难怪昨天那么累。”
“拿开水焐焐,一样的吃。”老太太从床下拿出热水壶,倒了两碗水,一碗捂了两个鸡蛋,一碗放在风扇下吹凉,“都给你吃,你小时候最喜欢吃鸡蛋。”
“奶奶,他不能吃鸡蛋,会加重病情的。”
“啊?什么病,鸡蛋都不能吃了?那这怎么办呢?”老太太有些错愕,看着儿子,眼里有些心疼,“你这是什么病哟。”
“没什么病,暂时的,你吃了就行了。”6床说着,从那个碗里拿出鸡蛋,剥下壳送到他母亲手里,“吃吧。”
老太太接过光洁的鸡蛋,在儿子的目光下,一口一口地吃起来,“你爸要是知道这鸡蛋给我吃了……”
“又不是什么贵的东西,你吃吧,我去看新闻了。”
老太太吃完一个鸡蛋,又吃了第二个,喝了一大碗水。然后把陪护床收好,整理干净桌面,便坐在床边等着儿子串门归来。
母亲来的大约半个月后,6床去医生那里强行要求出院了。随后便来护士站办理了出院手续。
我问他怎么不治了,他说他知道自己治不好了,不想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他妈也在这陪着他受罪,实在是没必要。
“我打算带她回家,一块陪陪她跟我爸,然后就继续走,去旅游。我宁愿死在旅游的路上,也不要再在医院花一分钱。”
出院那天,老太太高兴地以为他终于痊愈了,拎着当初来时的那三个包,来护士站跟我道别。
“哎呀,快走吧。”他一把接过母亲手上的两个广告红布袋,潇洒地向我挥了挥手,“后会无期哈。”
老太太跟在他身后,小跑着,努力保持并肩的距离。
写完这四个故事,我重新开始思考绪论里的话。悲欢离合的确是人生的常态。
常言道人生如戏。
可是人生的剧本从来不会被剧透,我们都是走了一段路,才意识到曾经在这段路上做出的选择已经无法再被改变。不管是当事者的局限性视角或是旁观者的全知性视角,都是隔靴搔痒的安慰托词罢了。
在医院的走廊里,有人选择回家去面对人生的终点,有人抱着新生命去逃离人生的起点,悲欢离合从来不能被提前预知,我们只是在能力有限的范围内,从容不迫地演绎好每一个当下。
我没有资格去共情身边出现的任何人,因此只能作为冷漠的看客,单纯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至此,本篇《悲欢离合》暂告一段落,与大家说一句,‘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