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有多么孤注一掷，现在就有多么落魄，以为跨过去就是坦途，却忽视了陌生的土壤里，连呼吸都需要重新适应，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小事，在这里都变得磕磕绊绊。
五年前，我去菲律宾上学。
在从马尼拉去往八打雁的路上，叶老师跟我说，在当地若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找“吴姐”帮忙。
我问吴姐是什么人？叶老师只说知道她是位华裔，其他也不清楚。
车辆行近3个小时，最终驶进一个叫“Pontefino”的社区。房子是美式田园风格，一栋栋别墅外墙被刷成五颜六色，鳞次栉比地坐落在夕阳下，像是被打翻的颜料盒。所以，居住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又给它起了一个更为形象的名字——大彩虹。
叶老师帮我把行李搬下来，便独自返回马尼拉，说最近马尼拉不太平，回去太晚怕在路上遇到警察盘查。
这里的空气湿热、太阳毒辣，小区内除了两个巡逻的保安，再见不到其他人影。负责后续对接的301办公室始终没人，看着天色渐晚，我的心情从开始的兴奋逐渐变得焦虑。
等到晚上9点多，教育集团的职员海莉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车辆在奎松市抛锚了，虽然已经联系了维修公司，但按照菲律宾人的办事效率，也得到明天中午才能修好。
我一听慌了，问这大晚上的住哪？早听说中国人在这里是行走的人民币，独自在外不安全，更别提我还带着两个箱子。海莉先说了对不起，思索片刻便让我联系吴姐。
海莉将吴姐的微信推我，我申请了好友，但迟迟不见通过。我又找海莉要她的电话号，海莉说她只有微信，让我耐心等待。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手机的屏幕暗了又亮，但微信好友的申请界面始终显示“等待验证”。期间巡逻的保安过来两次，他们戴着印有社区徽章的帽子，用夹杂着加禄语的英语询问。我英语不好，只能反复说“waiting for friend”。
街道上偶尔传来“嘟嘟车”聒噪的轰鸣声，吵得我心烦。过了11点，我已不再对所谓的吴姐抱有希望，打了个哈欠，准备找一个有亮光的地方对付一晚。但在这时一辆丰田皮卡打着车灯劈开夜色，朝我的方向开来，最后停在不远的一处别墅前。
车门 “哐当”一声被推开，一道身影从车里跳下来，我看不清样子但判断出是位中国女人。
来之前听叶老师介绍，Pontefino是当地的高档小区，户主基本上都在马尼拉或者奎松经商，所以把房子租给了留学生。他乡遇故知，心情格外激动，一股暖意瞬间从心底涌来，也没了往日的拘谨，自然而然地过去攀谈。
“你是新来的？”她用鞋底碾碎烟蒂，声音里带着质询的中文腔调。
我指了指不远处的行李，语无伦次地说明了情况，最后请求能不能借宿一晚，并愿意按双倍的市价支付房费。我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她很爽快答应了。
“二楼有人住了，一楼有张沙发。”没有夹杂太多感情，她只是冲我做了个自便的手势。此刻我才注意到，她穿了一件黑色短款皮衣，拉链随意地拉到胸口，显得干练利落。晚风掀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左眉梢处的一道疤痕，更添几分桀骜和神秘。
那天晚上我躺在陌生人的房间，听着楼上传来断断续续胶带撕裂的声音辗转难眠。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我摸出手机看见吴姐好友验证已经通过，还给我发了条信息：有事？我犹豫了一下，回复说：没有。
第二天醒来，女人和那辆皮卡车已不知去向，屋子飘散着淡淡的烟草味道。随后从二楼走下来一位男士，他主动向我打招呼。早饭时间我们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叫吴凯，福州人，也是来读博士，电子工程专业，比我早一届。我好奇他和昨晚女子的关系，他告诉我自己也是租客，而那女人就是吴姐。他还说，吴姐大多数时间都活跃在奎松市，这里的房子不怎么住，他刚来的时候只认识吴姐，几句好话下来就同意他长期住下了。
海莉回来后，我找她办理了相关手续。她是位菲律宾女孩，身材微胖，烫着一头卷发，虽然只有20岁，但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里结婚早，很多女孩儿十五六岁就出嫁了。付完学签费用，我身上的比索便花完了。我问海莉怎么兑换索币，她还是那句话，找吴姐。我心想，得，看来这三年的衣食住行全和这个叫吴姐的女人脱不了关系了。
不过临走的时候，海莉又特意小声交待，让我和吴姐发生经济往来时，不要用银行卡交易。我疑惑问为什么，她没解释，只是说：“出门在外，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我冲她竖了个大拇指。
这里房产中介同样需要现金，没有索币，我几乎寸步难行。我给吴姐发微信，说想换些钱。她说自己现在在广州，要两个星期后才能回去。无奈，我又拖着行李回到了她的房子。我问吴凯怎么办？吴凯不以为然说，她又没撵你走，且在这里住着不就得了。我说这多不合适，他搂住我的脖子说，出了国门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不用见外。最后又问我会做饭吗？我说会煮面条，他一拍大腿说，就这么定了。
三天后，我在菲律宾的学业开始平稳运转起来，每周有两次需要去学校上面授课。反观吴凯这里，他几乎从不出门，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到楼下客厅转上一圈，偶尔会给我讲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但绝口不提事关吴姐的事情。没过多久，吴凯出事了，他早上背了个挎包说要去马尼拉帮吴姐取钱，可到晚上8点多，警察却来了，现场一阵混乱，一进门先是举枪把我按倒在沙发上，然后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加禄语，其中一个高个子把我行李箱的东西全部倾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则去了楼上，二十分钟后他们提下来一个皮箱，里边全是护照。收队的时候，他们把我也押送上了警车。路过301，我看见海莉在围观，忙冲她喊：“Help me!Help me!"
警局里充斥着烟草和海腥的气味，他们将我关在了审讯室，冰冷的铁椅硌得腰椎生疼。一位皮肤黝黑的警察递给我一张英文表，让我签字，出于戒备我坚决不签，解释自己是来上学的，什么也不知道。再深入沟通彼此都很崩溃，大家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后来我就干脆装傻充愣，摆摆手说：“sorry,I don’t understant.”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他们拿我没辙，把我拷在椅子上就走了。外边下起了雨，雨水打在窗户上蜿蜒出细长的水痕，突然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跑出来上学。半年前公司人事调整，新来的主管为了树立威信，对我极尽打压。而这种委屈就像很私密的伤口，你没法扒开了让别人看，说出来倒显得你矫情，没有格局。我囿于其中寸步难行，无奈选择一走了之。可当初有多么孤注一掷，现在就有多么落魄，以为跨过去就是坦途，却忽视了陌生的土壤里，连呼吸都需要重新适应，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小事，在这里都变得磕磕绊绊。
第二天一早为首的警察带队进来，我以为又是一轮审讯，结果他却打开了我的手铐，说可以离开了。我顺着走廊走到警局大厅，看见吴姐在那等待，手里攥着一叠手续，交接的时候她偷偷塞给警察一个厚实的信封，不用猜肯定是用来打点的费用。
“走啊，傻站着干嘛？”她接过我皱巴巴的外套，催着我赶紧走。我这才意识到她已将我救了出来。路上我问发生了什么，她说吴凯在马尼拉被抓了，具体原因不太清楚。我问，他不是要帮你取钱吗？她瞪了我一眼并未理睬。
回到住处，我依然惶惶不安，种种迹象表明，吴姐和吴凯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能站住脚跟，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没有点手段和实力肯定不行，说不定背地里她们从事着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我不愿沾惹是非，提出想尽快拿到现金。吴姐说，刚取的现金全用在活动吴凯和我的事情上了。但吴凯那边证据确凿，花了钱也保不出来，只能好自为之。而我这边，一共花了10万比索，想走可以，但要先把这笔钱还给她。
我大吃一惊：“10万比索，怎么这么贵！”本来辞去工作资金就不富裕，所以打心底里不愿再多出这一笔冤枉钱。
她耸耸肩道：“没办法，中国人在这里很值钱的。”
我说：“得，我觉得还是在警察局待着舒坦。”
吴姐把警局保释的手续甩到我身上说：“嗬，瞧你这人，在里边的时候也没见这么横呀。”
我解释道：“那是没谈价格，我宁愿把牢底坐穿，也绝不向邪气歪风低头，走，把我送回去。”我越说越来劲儿，心里只恨那不省心的吴凯，怎么连累我摊上这倒霉事，10万比索都抵这里半年的房租了。
吴姐这边心情也不很好，掐断烟说：“要去你自己去，没人拦着你。”最后还骂了我一句神经病，气冲冲地上楼了。
海莉说那天晚上是她联系的吴姐，没想到那么快就解决了，不过这种事情也只有她能摆平，不管黑白两道。但是吴凯的问题比较麻烦，听说涉及有刑事案件，大概率要在里边待上几年。我问他一个学生能犯什么事，她说八打雁这里贫富差距大，是很多犯罪滋生的温床，你们中国人又头脑聪明，总能发现一些快速赚钱的捷径。比如在这里8万比索就可以在农村买到一个菲律宾女孩，带到国外转手就可以赚10倍的利润，这买卖你干不干？
海莉的话，让我瞬间想到那天警察搜出来的一堆护照，不知道和这些事情有没有联系。早知道东南亚博彩、诈骗、人口买卖等犯罪猖獗，但想着象牙塔的围墙能隔绝另一个世界的魑魅魍魉，实际上窗明几净的教室又怎么能关得住人心深处的贪婪。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
我拿不出10万比索，也没有现金租房，只能赖在吴姐这里。最重要的是受吴凯事件牵连，我俩被当地警方限制出入，未经警方许可不准离开大彩虹，而每一次外出申请则都需要金钱开路。
等事态平静我搬进了吴凯的房间。吴姐说不还钱也可以，那就留下来给她打工，说白了就是取代吴凯的角色。我寻思在外三年抵不住坐吃山空，既然她能提供勤工俭学的岗位，我又何乐不为。于是就此说定，权当卖身抵债，还一板一眼地拟了份劳工合同，双方签字画押，最后她还非要加上一条：最终解释权归吴榕榕所有。
原来吴姐的名字叫吴榕榕，我问她家是福州的？她诧异道，你怎么知道。我解释说，福州别称“榕城”，一个人的名字里出现两个“榕”字，想必其中一个肯定和出生地有关系。再者吴凯也是福州人，你能轻易让他落脚，多少也有点感情上的关系。
她笑了笑，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说：“想不到，你还有点脑子。”一点酒沫挂在她的嘴角，灯光很暖，那是个微醺的午后。
相处些时日后，我对她有了了解。吴姐，吴榕榕，祖籍福州，虽然大家都称她为吴姐，但实际上她只有31岁。吴姐年少时家境殷实，父亲做服装外贸生意，97年亚洲金融危机遭遇破产后，被暴力追债意外身亡。不久，母亲带着10岁的她来菲律宾闯荡，十年后又改了国籍，算是正式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她原本在马尼拉经营着一家餐馆，但这几年因为国际争端，她的餐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刁难，最后只得转让给当地菲律宾人，自己则把重心转移到八打雁市。八打雁有几所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多，她便做起了“中超”生意，专门卖一些当地买不到的紧俏货，同时还兼顾加急签证、货币兑换、代购、租车等等这样的派生业务，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我们有一个中国群，每天都会有人问：吴姐，重庆火锅料什么时候到货；吴姐，酱油生抽快用完了；吴姐，下次搞点发酵粉呀，我要蒸包子。吴姐则每隔一段会在群里提醒，现金已取到，需要换钱的请于明日12点前到大彩虹2046房间兑换。
除此之外，吴姐也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忙，至少在被限制自由的一周内，她的电话从未响过。她好像并不太喜欢社交，大多情况是靠读书来打发时间。有时候我会将微信群里的询问传达给她，她眼也不抬地说，帮我回一句，就说所有业务本周内暂停。
在冰箱里的物资将要消耗殆尽的时候，我们解禁了。在收到警局通知的那一刻，吴姐拿起车钥匙就让我跟她走，我问干什么，她说跟她去宿雾拉货，还说白吃包住这么多天，该干些活了。
宿雾是一条狭长的岛屿，暗地里有很多灰色港口，吴姐说那些紧俏的中国货都是从那地方弄来的。去往宿雾的车程要两个小时，到tubigon码头后再乘轮船渡海，在客运中心吴姐让我去办理登船手续，我说我英语不行。她骂道，你不去说怎么可能行，再说这些小事还需要老板出面嘛。
她说的有道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十分钟后又灰溜溜地回来了，她问办好了？我说这里连不上网，手机翻译软件不能用。她失望地叹了口气说，要是吴凯在就好了。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也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克服语言沟通障碍。自此我提议我们俩以后也要用英语交流，结果两个大活人被硬生生治成了哑巴。不过她也看出了我的努力，每次一块办事，她都让我先去沟通，实在进行不下去，她才出来解围。
我们把车停好，并没有进客舱室休息。吴姐就站在甲板上靠着栏杆抽烟，海风把她褐栗色的头发吹得凌乱，再次露出左眉梢处的那道伤疤。
我指了指问：“小时候磕的？”
她吐了口烟圈，星火泯灭落进了海里。“二十岁那年，谈了一个朋友，是我家餐厅的后厨掌勺，也是个中国人。他耍刀很帅，我常看他切菜看得入迷。有天，几个混混到餐厅惹事，他出来帮忙，可是对方人多势众。最后挑事的开出条件，要么他断一根手指，要么我吃住一只酒瓶。这刀疤就是碎瓶渣留下的。”我听后不敢说话，拿余光看她，但见她望着远方失神。
到了取货点，吴姐把车辆停到一处椰子树下，从帆布包里翻出一顶宽檐帽带上，跟我说，在车里别动。随后，我看见她走向码头最末端的黑色货船，迎面出来一位光头男子，两人交流一番，对方一个手势，便见四个劳工把打包好的货物往皮卡车这里搬运。
回去的路上她让我把这条路线记清楚，以后要学会自己跑。我问就这么点货物费这么大劲儿，能赚钱吗。她回答说不能，但靠这些可以把在八打雁的中国留学生们都笼络到一起。说话期间生意便来了，有人着急回国，找她办学签加急，吴姐张口就要4万比索中介费。
半年之后我已经将这条线路跑熟，我能帮她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她也开始放手让我管理超市业务，但我对数字很不敏感，常会算错汇率，亏掉的部分她便从我工资里扣，这样算下来我反倒欠她越来越多，账好像永远也还不上。渐渐地我已适应这里的生活，甚至不想改变。有天，我突然感叹说自己不想回国了，在这里终老也挺好，所有人都会将我遗忘，如同提前接受死亡。
吴姐听了，像往常一样在饭后点燃一根烟，若有所思道：“真正的遗忘是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随后，她又将手中的火机丢给我说，做个纪念吧，希望你能永远记得我。
我说：“这不难，只要永远还不上欠你的钱。”
吴姐说：“那你到底是想还，还不是不想还。”
我说：“不想。”
我摩挲着她给我的火机，上边还残留着属于她的温度，那一刻我很孤独。而她掐了烟说了句干活去，便起身走了。
自那之后，她就变得越来越忙，跑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总是围绕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最长的时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八打雁这边的生意则全交由我打理，从来也不过问。
一个学期结束，同批次来的几位同学要回国，出于难得的海外情谊，我用吴姐的车将他们送到马尼拉，并在那里约叶老师一块吃了饭。饭桌上大家谈论着一年来在菲律宾的经历和感受，谈着谈着，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吴凯身上。吴凯也是叶老师招的学生，他说很惋惜，希望大家要引以为戒，不要误入歧途。这时，我才想起来吴凯是在马尼拉被抓的，想着他最了解情况，忙问吴凯具体犯了什么事。叶老师叹了口气说，贩毒。
回去后我心事重重，往日不合理的细节开始在脑海萦绕，比如为何在吴凯出事后，她毫无过渡地便让我接替了吴凯的位置，是否吴凯只是一个角色，具体是谁并不重要？还有，不过是一皮卡的中国货物，至于跑到宿雾那么远的地方吗？说是私活，但为省那么点关税而去担坐牢的风险，完全不划算，说到底风险收益太低。再者，吴姐口口声声说自己的业务在八打雁，可对这里生意上的事情从来都不上心。
这虽然只是怀疑，但当这些怀疑像仓库角落里的霉斑，在潮湿的空气里蔓延起来的时候，我又觉得自己龌龊。那一段时间我很害怕，却又不知道在害怕什么。时常在夜里睡不着觉，又或者刚睡着就被噩梦惊醒。我曾推开过她空荡的房间，床头柜上摆放着她未看完的书，书签所放的位置正好有一句话：活着仅仅是一个人的事。
我醉了酒说：“我很害怕。”
吴姐问：“你怕人还是怕鬼。”
我说：“我怕鬼。”
吴姐把我抱在怀里说：“不怕，有我在。”
我听着她均匀柔软的呼吸，那一夜睡得很沉。
最近菲律宾不太平，外使馆连发了两次安全提醒。马尼拉、巴拉望那抓了很多中国人，八打雁还发生了枪击案。我去宿雾拉货的时候也出事了，车还没停好，就看见警察把货船上的人全抓了，当然还包括那个光头。我问吴姐怎么办，她倒显得很平静，好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又隔两天，我开吴姐的车子在路上被人堵了，三个纹着纹身的混混将我从车上拽下来，逼问我吴姐在哪里？我意识到有问题，忙说不知道，这时恰好有交警过来，对方才悻悻逃走。回去后我向她说明情况，问她是不是得罪谁了。她说不用担心，自己会解决好的。当天晚上她又出门了，临行前我看见她拿出来持枪证，又在腰间别了把手枪。我拦住她问到底怎么回事，她推开没让我管。
第二天回来她安然无恙，我拖着憔悴的身体上楼睡觉，期间我也不想和她说话，谈不上赌气，只是觉得彼此从熟悉又走向了陌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终究是藏了一些秘密。
货源断了，没了那些紧俏货，超市的营生也日渐凋敝，留学群也没有了往日热闹，大家都被一种惶惶的情绪所笼罩着。海莉说，公司明年就要放弃菲律宾市场了，我应该是这里最后一届毕业的中国博士。我问，那你怎么办？她露出苦涩的酒窝说不知道，大概率要回家带孩子，或者找一个语言学校，自己熟通英语和汉语，可以兼职辅导老师。
我在新闻里看见过菲律宾语言学校的工作环境，十几个人挤在逼仄的房间内，对着一台电脑一坐就是一天，远没有中国公司给的条件优渥。可是也没有办法，在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努力和挣扎通常微不足道。
菲律宾的七月是雨季，台风频繁，但吴姐执意要带我去一趟薄荷岛。
晚上在海边散步时，她望着汹涌的浪问，又好似在自言自语，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海很像福州的闽江。
那一天我们说着有的没的，最后的时候她又问我是不是快毕业了，我说课已经上完了，剩下的就是准备论文的事情。她说时间真快，眨眼就两年过去了。我点头附和，说如果有可能，我想会留下来。她依然笑着，说不上是轻蔑，但又像是轻蔑，总之是不相信。我说，我说的是真的。她说，这不重要。
回程的前一天，她不知从哪里买来珍珠饰品送我，取名“梦鲛”，还故弄玄虚说这是鲛人的眼泪，有安神的作用，我戴上它就不会做噩梦了。
我说：“你还说我，你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不也害怕，不敢关灯。”
她说：“我不一样，我是怕人。”
没多久超市的业务停了，吴姐让我专心学习，而她则要出一趟远门。不过出发前她让我再帮次忙，去马尼拉取点钱。我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当天晚上又听着楼上传来，断断续续胶带撕裂的声音。八打雁这里银行不便利，不但手续费贵，汇率也低。吴姐是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唯一的货币兑换点，现金需求大。每次都是她提前跟马尼拉那边的银行预约好，我开车跑个来回。两年来，这项工作我已经很熟悉了，从没出过差错，可是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
车辆刚进马尼拉，我便被设岗的警察拦住。先是两个警察举枪让我不要乱动，其他人则上了车辆搜查，很快他们翻出来一个用胶带封缠住的纸箱，撕开胶带里边放着一些衣物，是吴姐让我顺道捐给一处福利院的。但这样的结果并未让他们甘心，继续撕扯，最后在夹层里发现了白色粉末。那一刻，我脑袋嗡地炸了，想起了之前的吴凯。
我被拷上冰冷的手铐带回警局，这次再也没有等来吴姐的解救。审讯室里，我能听懂他们的问话，所有信息都集中在吴姐身上，说她参与贩毒、走私、洗钱等犯罪活动，我为自保极力否认与她的关系，说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个打工的穷学生，平常她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被抓期间，海莉代表公司过来看望我。见面第一句，我便问她吴姐情况。海莉说吴姐已经跑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中国城里也抓了几个人，都和她有关系，有些是参与贩毒，有些是参与吸毒。事实已定，我不得不怀疑，初遇那晚的收留不是心软，只是她需要一个干净的学生打掩护。过往每一段欢喜的回忆，都成为恨意滋生的伏笔，而终点就是这把冰冷的铁椅。所以我和她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算计？
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完了，好的话被遣返回国，坏的话就要在这里把牢底坐穿。但没想到事后查明，我那车上的白色粉末不过是面粉而已，警方由于证据不足，在将我关了一星期后无罪释放。
再回到Pontefino，心情湿哒哒的。吴姐确实消失了，只留下凌乱的房间和仓促离开后的痕迹，桌子上有包未开封的福州鱼丸。出事前的那天晚上，我说想吃鱼丸粗面，她便开车去仓库拿，回来后我又说不想吃了。她教我英语、教我汇率、教我打车、教我如何用当地软件点外卖，教我如何慢慢去喜欢上一个人，然后再恨着失去。
随后的日子，我一个人在这栋房子里完成了论文准备、毕业答辩，直至半年后顺利毕业。正如海莉说，我毕业的那一天，她的办事处也关闭了。海莉领了补偿金，下一步何去何从她还没有计划。她向我祝贺，我请她吃了顿饭，席间她又谈及吴姐，她说早知道吴姐洗钱，所以提醒过我，但不论怎样吴姐对她不错。她刚来大彩虹工作，丈夫带着孩子逼她回老家，还是吴姐挺身而出，掏了3万块比索将他撵走。我听了这些，内心已经没有波澜。
大彩虹已然萧条，很难再见到中国人面孔。随着飞机轰鸣着抬升，舷窗外的岛屿渐渐缩小成模糊的绿色，而一同被我抛下的还有和吴姐的过往。
回国后我开启了新的工作和生活，忙碌的节奏很快将吴姐挤出了我的记忆，再想起她时已经没有了起初的痛惜和遗憾，反而更多的是恨意。恨自己在她的棋盘上走了三年，最后连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辨不清。
不久我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晚上的时候也怕黑，我就把她抱在怀里，学着说，不怕，有我在。
今年七月份，我们结婚了。度蜜月的时候，妻子说要去福州。我说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她说平潭岛、烟台市、三坊七巷都不错。只是好巧不巧，我们刚落地便碰见了台风天气。看我们是来旅游的，出租车师傅操着当地话宽慰说，别担心，这台风只是过境。
想着要在酒店待上两天，当晚去超市采购物资，无意间我在货架上看见一包福州鱼丸，拿到手里，妻子凑过来问：“你想吃鱼丸呀？”
我笑笑又放了回去说：“只是看看。”
回去的路上先刮起了风，塑料袋刺啦刺啦的声音像极了我初到菲律宾的那个晚上。账总会算清，但有些事就算成了冰冷的文字，也会藏到你不知道的角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轻轻刺你一下，然后留下说不清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