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房子

她要在春节前把屋子刷成蓝色。

这是个很响亮的念头，相当迫切，如同“今天必须要把积攒已久的待洗衣物通通丢进洗衣机”或是“要在天变得更冷之前把丈夫和儿子的衣橱做换季处理”一样刻不容缓。阿姚当机立断地从建材城买来了立邦漆，从网上购入了一切必要的工具，计划下周就开始刷漆。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间短租公寓了。”

“要住几天？”

“两周？最多两周吧。”

“欢欢就要考试了，没影响吧？”

“在哪里不能学呢？他要不想学的话，就是在家里也学不进去的。”

丈夫旭民投来无所谓的眼神，努努嘴，没说什么。阿姚知道他其实并不赞成，只是懒得干涉。旭民的生意在汕头，经常一周才回一次家。对于阿姚要把家捣鼓成什么样他是没有意见的。唯一令旭民不满的是欢欢的学习成绩以及他越来越不听教的性格。他认为在儿子身上出的所有差错都是阿姚的失职。

——偶尔也消停一会儿吧。

从丈夫的脸上，阿姚读出了这种心声。不过她决定充耳不闻。

阿姚不是没尝试过在儿子身上花心思，可教育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欢欢还在读小学的时候，秉承着当时所推崇的“快乐教育”的观念，阿姚放任欢欢自主为他的业余时间做安排，不强迫他上任何他不感兴趣的课外班。在同期的许多小孩在上着奥数班和作文课的时候，欢欢在傍晚的小区里踩着会发光的滑板车四处穿行，在空调房里斜躺在沙发上舔着红豆栗子冰棍看《果宝特攻》，到朋友家没日没夜地砌乐高……那是一种省力的办法。她只需要确保儿子的安全，其余的事务仿佛不在职责内。教育是学校的事，生活上则只要求“健康”和“快乐”。而当她意识到这种观念完全是建立在一种天真和理想之上的时候，又已经为时过晚。阿姚没有在欢欢身上寄予很高的期望——并不是说她不相信欢欢能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有所作为的青年，只是她缺乏那种想象力。甚至，她对于自己的生活都不曾具备丰富的想象力。

刚和旭民在一起的时候，旭民身上没几个钱。现在他们能过上的富裕生活是完全超乎她想象的。她还记得二十年前自己就连买一双三位数的凉鞋都要掂量很久，现在只为了参加一次朋友的生日会就能出手阔绰地购入一条香云纱裙。阿姚的朋友常说她“命好”，不仅她朋友这样说，她父母也这样想，而且她自己也这么认为——一个能赚到钱且愿意为女人花钱的男人在世上始终是罕有的。换言之，她是幸运的。

阿姚觉得她今天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是用她的善心换来的。她总是习惯于对身边人掏心掏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领情，甚至有人会将她的善良看作是愚蠢。阿姚觉得那些无视对方好心的人终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另一方面，她也认为自己所被赐予的这种馈赠是时刻可能被上天收回的。所以她内心常有一种不安，或者说是一种对于“回归贫穷”的恐惧。

“就算有一天家里没了钱，我也是可以去当保姆的呀。”

阿姚和她那些阔太太朋友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可不是在开玩笑。尽管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一笑而过。

“何必要做那种下等的工作，你也曾经是做过审计的啊。”

“真到那个时候，谁还会要头脑已经不灵光的老家伙，去做那种需要动脑筋的活呢？”

她觉得自己和那些朋友是不一样的。她并不是生来就富贵。她那双起茧子的、关节粗大的手怎么美甲都精致不起来。就连脚也是，生来就难看。她是要做事的人。因为总是要做事，所以活得很踏实。虽然害怕贫穷，但她并不是那么畏惧失去。大不了从头再来——她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阿姚在欢欢的学校对面租了一间平层公寓。两室一厅，一个月起租。那是一套在老小区里的房子，里面住的基本上是老人。因为在学校路段，治安还不错。房东是个和阿姚差不多年龄的女人，在一间室内设计公司上班。她说那房子装修之后就没住过人，那本来是她和她丈夫的婚房，但因为丈夫被外派到了新加坡，这房子就空置了。

“也就是这一年才想着要租出去的。新得很哩。”房东说。

阿姚带着欢欢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去看过房子，屋内设施很新净，采光也不错。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了。阿姚问欢欢觉得怎么样，欢欢当然是不想住那儿，他说自己宁愿住学校也不要住别人的房子。你也就是周末住一住，她说，我还天天住那儿呢，不出一个月那儿就会变成家里一样的感觉了。重要的是人气儿嘛。

阿姚把行李搬进去的时候，邻居家的门开着，只拦了道黑纱窗。防火门前用麻包袋装了一大摞因为受了潮而散发出呕吐物般恶臭的纸箱。阿姚捏着鼻子跨过那堆臭哄哄的箱子，用房东给的钥匙开了门。关上门以后，她从屋内听见麻包袋被拖动的声音。房子的隔音很糟糕，那声音离得她很近，就像被挪动的其实是她屋子里的东西。她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了——仿佛人与人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三公分门板生活。做饭的气味、残羹剩菜的气味、洗浴的气味、睡觉前在枕头上喷上的几泵柑橘香味——全都会在墙与墙的补丁和缝隙间彼此渗透。在她那个一户一梯的家里，这种亲密是不被允许的。

下午，阿姚给公寓做着除尘工作，大门突然被叩响。她从猫眼看过去，一位留着罗文姬发型的老太太站在她门前。阿姚警惕地把门开了一小道。

“你是新住户吧？”老太太朝门缝歪头，笑盈盈地说。

“对。怎么啦？”

阿姚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捋了捋头发，没捋上去。

“哦，你要是要扔什么垃圾，放在我门前就行，或者放在电梯口，我给你带下去。”

“啊？不不，那多麻烦啊。我自己拿下去就好，又不费功夫的。”

“要是有什么不用了的东西——”

阿姚这下才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阿姨——我就租一个月，”阿姚觍着脸笑笑，“没多少东西的。”

“就一个月呀？”

“是啊。”

“哎呀，这么好的房子就住一个月哟。”

阿姚听了只是笑，和老太太解释说自己在附近也有地方住，只是最近要翻新，所以临时落个脚而已。临时落脚啊。老太太重复她的话，脸上咧着嘴笑。那种笑容是一种带有揣测意味的笑，她不时往屋内瞥去的目光也让阿姚感到古怪。

“自己住啊？”

“平时我在这里，儿子周末才会回来。老公偶尔也会来的。”

“你多大啦？有三十岁没有？”

“真是，阿姨您说笑啦！我都四十五岁了。”

“你看你，哪里有四十岁呐！”

阿姚被说得脸都红了。

“你看我多少岁呀？”

老太太指着自己的脸问她。

阿姚瞧着对方化着上世纪那种老气妆容的脸——老太太眉毛是纹过的，原生毛发所剩无几，纹眉也已经掉成了青色，此时正弯弯细细地像镰刀那样悬在眉骨上——阿姚的视线扫过她眼周、唇角、脖颈处堆起的像被风吹皱的湖面那样的细纹，慢吞吞地，讨好地开口：

“我看——也就是五十岁上下吧？”

“你这姑娘哟——是可劲儿往小了猜呢。”

老太太咯咯地笑起来。

“我已经六十五咯。”

阿姚躺在换洗了干净床铺的床上给旭民打电话。她用同情的语气和旭民聊起那位老太太。阿姚猜测她是北方人，带着一些北方农村的习惯住到大城市来。不知道南方的潮湿天气不适宜大开门窗，不知道下雨天堆积的纸箱会散发恶臭。她孩子肯定对她缺乏关照，阿姚说，她今天还管我要二手货呢。

“是吗？”旭民在电话那头心不在焉地回应。

“哎，你不知道，她还问我有没有三十岁！是不是很夸张？”

“人家说你又信。”

阿姚将两捆大号的遮蔽布从纸箱里取出，按米数在心里估算了一下，铺满客厅的地板应当是正正好。她在地上把遮布铺开，像给恋人包装礼物那样一丝不苟地用美纹纸一列一列严丝合缝地粘连。她喜欢投入到这种看似简单却有着一定难度的工作里。她把地板包裹起来，把插座包裹起来，把沙发、茶几、电视统统包裹起来。她望着被均匀覆上一层保鲜膜的起居室，仿佛下一刻就要被打包运送到什么地方似的。

她总以为自己能一刻不停地干活，事实上没半个小时就要在四脚凳上歇个五分钟。她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随随便便就跪在地上或是一蹲就蹲半天了，她的膝盖经不起折腾。按理说，这种工程若是两个人一起干会没那么费劲，但旭民在这些事上总是笨手笨脚，就连洗个碗或是拖个地也要问东问西，就好像他天生就不具备干家务事的基因——“XX在哪里”，“XX要怎么放”，“XXX要加多少合适”——有时候阿姚觉得旭民是故意做出“你看吧，我干不来”的样子来为自己卸任。

她用补墙膏在墙体剥落的地方涂上，用砂纸磨平。趁着太阳还没下山，阿姚开始在油漆桶里调色。她加了一点蓝，加了点黑，加了点白。亮了调暗，灰了调纯。她用一小块羊毛刷蘸取颜色在墙上试了试，有点儿看不出对错。她一连调了四个色上在一小块墙上。

“你觉得哪个颜色对呢？”

“太暗了。”

“哪个太暗了？”

“都太暗了。”

“当时我问你是天蓝色好还是靛蓝色好。你说要靛蓝色。靛蓝色就是这种颜色啊。”

“我不记得你有给我看过。”

“你看你，又赖我了。”

“那就按你发给我的第二张图吧。这个看着没那么沉闷。”

“现实中第二个比第一个还要亮的。”

“真要我说的话，我觉得蓝色就不好。”

“哪里不好？”

“阿姚啊，原来的白墙不好吗？”

“不好，很无聊。”

阿姚坚决的态度甚至吓了自己一跳。她头一回如此直接地向旭民表明自己的意见。

“我喜欢蓝色。”

结束通话的时候已经暮色四合，墙上的那抹蓝在余晖下变得像是风干的经血那样的深褐色。阿姚望着那块不再看得出颜色的墙漆，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片刻怀疑。但这种怀疑很快就随着夜幕的真正降临而消逝——那抹蓝色又恢复了它原本的颜色。

她用清水将滚筒洗过两遍，把余毛清理干净，在油漆桶里取色，轻柔地在墙上滚碾出一块大面积的蓝色——网上说，如果想要不那么单调，你必须温柔一些，不能很用力，才能让滚筒在墙上留下油漆的肌理。她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力度，像在擦着雾天的玻璃。盯着在滚筒下越来越大片的蓝，阿姚似乎看见了整个屋子的墙壁都刷上靛蓝色的景象：洁净的白色天花板下，四面幽邃如深空的靛蓝色墙壁，墙面上挂有一幅色彩艳丽的马蒂斯的复印画，用碧丽珠打蜡抛光过的深棕色木地板上，铺展一块南美风情的织布地毯。她在社交媒体上看见过的那些家居博主们的家，以拼贴的方式出现在了她的眼前，拼合成了她梦想中的那个样子。

阿姚开车回公寓的时候经过了欢欢的学校。那时候是晚上十点，校园里的楼仍亮着灯，学生在埋头学习。她内心有一种隐隐的感觉，意识到欢欢并不在认真做功课的那群学生之中。她知道欢欢会偷偷把手机带回学校，偷偷和那几个名声不好的学生逃了晚自修到学校对面吃夜宵。阿姚对于这种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她眼里，这种错误称不上错误。或者说，这种错误在她眼里被“青春”这层外衣镀了金。没有犯罪，没有犯法，只是对规则的一种反抗。

不过是一种反抗。她在心里想着。

她常常能在欢欢身上看见随着时间流失掉的那部分自己。她正在丧失活力，丧失幽默感，丧失信念。与之相反的，欢欢正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鲜活。

阿姚乘电梯到六楼，邻居的门紧闭着，纸箱已经被清理掉了。她揉揉酸痛的肩，插入钥匙开门，随着咔哒的响声，楼道的声控灯也随即亮起。隔壁的门锁在片刻后也被旋动，开启。老太太从屋里出来，她穿着黑色印着碎花的睡衣，像是一直在等着她似的。

“这么晚回来呀？”

阿姚不知所措地点头。

“姑娘，你屋里有水不？”老太太问。

阿姚进了屋，拧开盥洗池的水龙头，即刻哗哗地流水。

“阿姨，有水。”

“那就好。今天下午不小心扳动你们家的阀门了，也不知道是开了还是关了。有水就好。”

阿姚笑了笑。

“没事，阿姨您快睡吧。”

老太太也松口气地微笑。

阿姚洗过澡躺在床上，正要沉入睡眠，楼上忽然传来狗吠声。起初只是一两声，接着是一连串绵延不绝的狗吠，之后是“咚咚咚”的此起彼伏的报复式的捶墙声，不久后楼道里也传来气呼呼的谩骂。她在黑暗中睁开眼，那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朝她逼近，将她围裹起来。她感觉到自己不是躺在自己的床上，而是躺在千百户人家的中间。

第二天一早，阿姚在小便时发现来了例假，血量比上一年更少了。她将纸巾叠起来暂时垫在下面，等待外送员送来卫生巾。等外卖员来的时间，她到厨房给自己烤了两片吐司，切了块牛油果，配上从家里冰箱带来的烟熏三文鱼。半小时后外卖员送来一袋黑色包裹，里面是日夜用卫生巾和一包商家赠送的红糖。阿姚吃过早餐，分类收拾好卫生间和厨房的垃圾，准备出门。

不知怎的，她只想快速经过邻居老太太门前的黑色纱门，但她不得不站在老太太门前等待电梯从16层下来。电梯在“13”上停留了很久，继而她听见纱门被推开的声音。老太太叫住她：

“姑娘，早啊。”

阿姚回过头去，给了她一个礼貌的笑。

“垃圾给我吧。”

“还是我自己扔吧。”

电梯门在她面前打开，她得救似的快步走进去，按下关门按钮。

阿姚每天像上班一样早出晚归。早上去刷墙，一直到夜里才回家。那是能看得到进度与成效的工作，并且是一份能给她满足感的工作。她每天对着眼前的蓝色放空大脑，什么都不去思考。随着白墙的面积越来越小，她脑子里的留白越来越大。她很高兴自己不再总是挂心于旭民这周回不回家，不再心力交瘁地想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也不再牵心于欢欢在学校的表现，仿佛置身事外，唯一与她有关的就是她面前的白墙和蓝色油漆。期间朋友打来电话约的饭局也被她以“家里装修”为由推脱。

“装修，那也是工人在做呀。”

“我没请工人来。”

“阿姚啊，不会是旭民不愿意出那个钱吧？”

“怎么会，是我自己想干而已。”

冬至那个星期的周六，阿姚在公寓里做了一顿还算丰盛的晚餐。旭民到晚上八点才到家。等旭民发来正在上楼的消息，她叫欢欢和她一起把菜从厨房端到餐桌上。期间欢欢总是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点开某个聊天界面，像是在等谁的回复。

“女生吗？”

“什么？”

“和你聊天那位。”

欢欢面露难色，耸耸肩。

“朋友。”

阿姚用长匙羹搅了搅手里的那碗什锦拌菜，轻轻地笑起来。

旭民摁响门铃，阿姚去应门。旭民手里没有这公寓的钥匙。“也不回来几次，没必要。”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旭民把羊皮外套随手搭在椅背上，对吱吱嘎嘎响的电梯颇有微词。

“别这么放，会变形。”

阿姚拿来衣架给他挂起来。

“墙刷得怎么样了？”

旭民从洗手间问她。

“客厅完工了，准备刷餐厅。”

她翻找起相册里的照片，才发现自己居然都忘了拍照。不过她又想到，其实旭民只是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搬回去住而已。他才不好奇家里现在成什么样了。

“等全部刷完也得阴干个四五天。虽然买的乳胶漆没什么味道，但甲醛还是厉害。”

旭民拉开椅子坐下。

“今天吃鱼啊？”

“是啊，你喜欢吃仓鱼不是？”

“嗯。”

他端起饭碗，似乎在踌躇不知道先吃哪个。

“隔壁，就你和我说的那个老人家。”

“老太太怎么啦。”

“我回来的时候，有个男人，估计是她老公，在楼道里翻着一个大袋子。不知道在找什么。”

“可能那袋是别人家的垃圾呢。”

“垃圾？”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老太太还要我手里的垃圾。估计觉得我们城里人喜欢乱扔东西，有用的也扔，以为能在里面找到值钱的东西卖了吧。”

“不至于吧。”

“我看就是啊。万一里面有卫生巾、避孕套什么的，多尴尬呀。你不觉得翻人家的垃圾很冒犯吗？”

旭民吃了口菜，没搭腔。欢欢倒是笑出了声。

那天晚上，旭民嫌床太硬睡不着，走到阳台那儿去抽烟。阿姚到客厅去接水喝，从门缝看见欢欢房间的灯还开着。她敲了敲门。

“干嘛？”

“欢欢，还没睡吗？”

阿姚凑近门问。

欢欢没应声。

阿姚开了门进去，捧着水杯坐在他床边。

“干嘛？”

欢欢不高兴地嘟哝。

“你不能对妈妈这么没礼貌。”

阿姚叹着气说。

“我睡不习惯。”欢欢说。

“那我们聊聊？”

“聊什么？”

“不知道啊，随便聊聊？”

欢欢在昏黑的房间中凝视她。

“比如——那个女孩？”

“都说了，没有这回事。”

阿姚笑起来。

“那聊聊别的。”

“为什么突然要刷墙呢？”

“你不喜欢吗？”

“爸爸不喜欢。他觉得那个颜色不好看。”

“那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丑。”

“丑？”

“我们家沙发是棕色的，和那个蓝墙放在一起，看起来像一坨屎。”

“你不能这样说话。”

阿姚把手放在欢欢的肩上。

“说不定——最后你会发现它很好看呢？”

“不会的。”

欢欢把被子拉起来，翻过身，赌气似地说：

“不会好看的。”

她没必要把儿子的话当一回事，阿姚知道。她比丈夫和儿子更有资格决定什么颜色适合上墙。她事先看过那么多的家居和时尚装潢的杂志，在几种不同的油漆品牌中反复做着比较。她为此做足了攻略，效果怎么会差呢——尽管她这样安慰自己，儿子的话还是伤透了她的心。

她回到房间，旭民正抽着烟打电话。透过阳台那扇紧闭的玻璃门，阿姚只能听见一些模糊又破碎的声音。能清晰知道的是，她的丈夫正在哈哈大笑。在玻璃门外，他仰起头，对着黑夜发出明朗的笑声。阿姚重新躺回到床上。她蜷曲着身体侧躺，枕头底下的手捏紧了布料，攥起拳头。这时她突然想重新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在暖融融的，带着母亲气息的温柔的羊水里。像现在这样蜷缩着，攥着拳头。

她的内心很痛苦，身为女人——身为一个不再年轻，各种能力都逐步消退，且在社会上不再有价值的女人，让她痛苦。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过来无论发生什么她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振作起来。何况，她其实只是在经历着很小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她是幸运的。

完成刷漆工作的那天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星期。这样她完全有时间等墙漆阴干，彻彻底底地打扫一遍卫生，甚至有机会给房子添点儿年味儿，再重新搬进去——搬进焕然一新的蓝色房子里。这样的想法让阿姚心潮澎湃，仿佛她的生活就此得以重新开始。

她很小心地将美纹纸从墙漆的边缘撕下，一点点撤走遮布。半透明白色膜布下的色彩正一点点地随着她的动作向外裸露——棕色的沙发，褐色的茶几，松木色的地板，黄色的落地灯，中式雕花的红木边柜——她的心突突地跳着。尽管她刷漆的技术相当不错，墙体平整，色彩均匀。可此时此刻，蓝色的墙壁成了整个屋子里最格格不入的存在。

她迟钝地发觉——没有能与之相配的东西。

这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与这蓝墙相配的。

阿姚开始感到害怕和懊悔，就像背着父母做了错事的孩子。她的视线逃避着闯祸的方向，紧紧盯着手里被她揉皱的膜布，将它一遍又一遍地叠起来，叠得很小。她拾掇着地面的蓝色余漆，清扫走打磨墙壁时留下的白色石灰，装进一只大黑色垃圾袋，再把它和纸屑与包装纸一起扔进搬家留下的大号纸皮箱里。

阿姚两手吃力地捧着那只纸皮箱下楼。

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阿姚在心里想。她可以换掉旧的落地灯，尽管旭民很喜欢那盏灯，但那已经用了十年了呀。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实用性上，绝没有现在市面上的好。她还得买一块漂亮桌布，遮住那个土里土气还遗留着擦不去的外卖油渍的茶几。她得在中式边柜顶上放一件欧式器皿，往里头放上香氛作用的干花。地毯是一定要买的，要挑一块像是在危地马拉这样的地方才能淘到的有着鲜艳颜色的手工织布地毯。还有挂画，比起那种廉价的微喷复印画，她更倾向于收藏一位真正的画家的画作——

“需要帮忙吗？”

一个男人替她抵着垃圾房的铁门。

阿姚才发现纸皮箱子底下是破的，一路从箱底洒下好多东西。

她尴尬地摇头。

“没关系，我自己来。”

“在刷漆啊？”

阿姚点头。

“这个蓝色不错。”

男人指了指箱子里膜布上的蓝色漆料。

阿姚不好意思地笑，蹲下来捡起地上的垃圾。男人也蹲下来帮她捡。

公寓很快就满了租期。在最后的那几天，阿姚一个人收拾着公寓里的生活用品。为了出入方便，她打开了屋门。老太太时不时经过她的门前，目光在屋里搜刮着可拿走的物品。阿姚已经逐渐习惯了她的做法。她知道老太太这天肯定会守在这儿。

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阿姚将老太太叫进屋里，把餐厅角落里那箱物品拉到门口。阿姚已经提前将可以留给老太太的东西整理成箱了，里面有不少东西甚至是从家里拿来的，像是欢欢穿过不会再穿的冬天衣服，一些她只穿过一次的不合脚的鞋，四年前用的咖啡机，在这里没来得及用完一次性用品——

“姑娘，记着冰箱里的东西也得清空呀。”

“里面没多少东西了，还有些过期酸奶我一会儿就带下去。”

“酸奶你留给我吧。”

“可那是过期的呀，不能喝了，阿姨。”

“过期不碍事！我拿来洗澡的。”

“姑娘——这里头的你还要不？”

老太太捡走那箱子和冰箱里的酸奶，又带着她丈夫来了。他们在房东家里揭开这个看看，打开那个瞧瞧，嘴里不停问着“这个姑娘你要不？”——仿佛任何一样属于她的东西留下给房东而不留给他们都是大逆不道。阿姚坐在餐厅的椅子上，看他们刚装满一个袋子，又拎一只空袋子来，哐哐当当地像是要把这房子搬空。

傍晚，她带着所剩不多的行李开车回家。伴随车载音乐的鼓点节拍，阿姚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方向盘。在夕阳正好洒在挡风玻璃上的时候，她眯起眼，看见前方还有很长一段的拥堵。在车上，阿姚拨通了丈夫的电话，问他明天还回不回家。电话那头窸窸窣窣地响了很久，她才听到丈夫淡淡地回复：

“不回了。”

挂了电话，阿姚转头看见立交桥下的江面闪烁着微光，一艘靛蓝色的运货船只在金色的水面上徐行。她静静地盯着那艘船看了很久。那是和她屋子里一样的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