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水手

上个世纪建造的老楼，没有电梯，门洞狭窄，过宽的物件需要稍稍倾斜，卡着对角线的长度才能顺利出入。雨天的老楼会犯病，墙角生出大块霉菌，不知道哪里漏的天花板洇出水迹，楼梯扶手上的锈迹蹭在他的迷彩服上有血的气味，这是楼的伤口。用来捆扎和着力的麻绳在他的肩胛骨、脊背留下勒痕，脚下不稳、手腕稍微倾斜，裸露的水泥墙就成了打磨皮肉的砂纸。他经常受伤，用红花油揉搓关节与淤伤，渗透进肌肉，像在给金属零件做润滑。

他隐约记得很多年前的历史课堂，老师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最早来自于码头搬运货物的劳工。在课本插图里，他们头顶盘着油亮的辫子，皮肤黝黑，神色焦灼。一百多年前的影像，如今成了固定印象，所以只要见过他的人都会喃喃道“不像”。他没有结实的肌肉，高大的身形，念书时被嘲笑跑步不过班里的女生。幼年时家境清贫，没有好好摄取蛋白质和脂肪，瘦弱矮小，天生视力不佳，很长时间里世界对他来说都是模糊一片。现在他戴一副树脂框的眼镜，眼球和眼眶随着年岁增长变形，度数却停留在二十出头，这两年又老花了。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干这么多年体力活，固定纸盒的热熔塑料扎带，他用力攥在手里，心里默默数着一二三，咬牙就扛上肩膀。

妻子在超市上班，给装进透明塑料袋的蔬菜称重贴条形码，一个月拿三千块。九十年代台钻厂倒闭他失业，身边的同事都各谋出路，有人狠狠心跟着之前瞧不上的亲戚去了上海、北京的工地，有人去西南边做铝合金门窗。他用旧摩托跑了一段时间摩的，又换成三轮车蹲在农贸市场拉货、下货。当年物流和快递还没有运作出自己的体系，半挂下高速、过国道，停在县乡交界的岗亭边。女装店的女老板把衬衫围在腰间，双手叉腰，声音沙哑地大声吆喝人，让他们把被胶带捆得严严实实的几蛇皮袋当季的衣服从卡车上抛下来，靠近时她们口腔里喷出金嗓子喉片的气味。他把各种各样的，从杭州、广州、上海来的货拎上三轮车，一口气蹬到步行街和小商品市场。他一天中又无数次折返，无数次蹲下、起身，他像搬走糖块的蚂蚁，不过蚂蚁总是成群，他都是独行。他老实肯干，话少，活渐渐多起来。

县城的面积不断扩张，街道也延长分散，有时候一条街上会有三四家店铺同时开张。凡是小三轮车能装的，他手能提肩能扛的，都是生意。他没想过出去打工，那时女儿还太小，他在车站看过太多狠心告别。有些人坐着大巴离开了，多年后又开小轿车回来，可是女儿遗传了自己不太好的眼睛，晚上抬头望天时说“月亮也不是很亮啊”。他觉出异常，后来查出来果然是弱视，要矫正，她柔软的鼻骨被眼镜压得更低，他想到自己坐在三轮车上等生意，身形强壮的同行嘲笑他“你妈的，你个臭搬货的，还搞个眼睛戴戴”。万一女儿不会读书，考不上大学，坐不进办公室，她要待在菜市场、超市或者在家做带小孩的粗重活，眼镜会成为与她所处环境不相宜的负累，光是想想就已经开始心痛。那时他没能预料，电子产品会像病毒，攻击人类的眼睛，让他少年时的缺陷变得微不足道。他不是什么聪明人，连自己的经验都极其稀少。

没活时在樟树下乘凉的同行，会在某天突然消失不见，因为太累，放下一刻就永远放下，一时泄气就永远泄气。他们四个人一桌凑在一起玩牌、喝酒，压在他们身上的，得自己想办法松绑。他从不参与，他珍惜自己的精力，想使出多少力气，就换回多少钞票。他吃进去的、存续的，和使用的力打得有来有回。他最大的奢侈，是等人行道边摆起西瓜摊，去买两块西瓜吃。后来西瓜只卖整个的，就换成了春天两块钱一瓣泡在盐水里的菠萝。

女儿鼻子上的眼镜框从粉色换成蓝色，再从蓝色换成黑色，遮挡布在左眼然后摘掉，高中毕业妻子陪她去配了第一副隐形眼镜，他们的眼睛如此相像，以至于他感觉自己眼前也亮堂了。女儿小时候低而塌的鼻梁慢慢挺拔，不像他，稍微低点头框架眼镜就恨不得要溜到嘴巴。他在眼科的配镜中心不断询问“还有更轻的材质吗”算有成效。从女儿出生，他就不由自主地改变了纪年方式，女儿的年龄做加法，自己的选择、时间、自由做减法，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揉成一个家庭。女儿上大学前，他们一家人从没坐过高铁，检票时女儿还在微博看“教你怎么坐高铁不出错”的视频，颇有气概地把他和妻子护在自己身后。高铁真是了不起，它们飞快，他计算分秒钟，这样的运行速度，无法与他那浓缩的上下楼时间比较，疲倦时他每迈一步、一级台阶，都像蹚过整个世纪。在车上他感觉自己耳膜变厚，眼球变慢，做梦似的，两个小时后他站在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前。他站在女儿左边，妻子站在女儿右边，女儿搂住他们夫妻俩，学校穿红马甲的迎新志愿者给“咔嚓”一张。他刚从滑盖的按键机换成智能的红米手机，微信功能他还搞不清，妻子帮他发了条朋友圈：希望女儿度过愉快的四年！配了一个太阳的小表情。那天他在大学里不停搬运，没有车。女儿的行李箱、被褥、军训用的服装鞋帽，从学校超市里购买的生活用品，水瓶、衣架、晾衣杆这些东西很轻，但女儿和她争抢，父女俩不停地说着“我来我来”“我拿得动”，生疏客套得有点让他难过。他在想，他还能为女儿做点什么呢，女儿想，怎么能让他去哪都在扛东西呢。

师范类专业毕业，女儿没有当老师，妻子曾经说过希望她能读研或者读博，有更好的发展，不要着急用本科学历找工作。女儿被问烦了，坐在饭桌上头也不抬地说：“为什么着急工作？你们应该问我为什么着急挣钱才对。”一家人又沉默下来。

今年的生意不好，从前夏天，他一天可以扛很多冰箱和空调，现在都是线下品牌店的员工提供整套服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新东西经过他的劳保手套。他总是把旧的“大件”从五六楼搬运下来，释放老旧楼房里本就不宽敞的空间。他与那些服装整齐，T恤上印着品牌标志的年轻员工在狭窄的楼道里打照面，他们一般是两个人，一个人抬着一个人扶着，再不济，也是轮换着爬完楼梯。看他把超过他身长的重量背在身上，不免点头致意，像完成一场莫名其妙的交接仪式。

他那天心情不好，因为见着了死人。手机响了几遍，有人请他去收一台脚踩缝纫机，他没接。因为生意总不好，他开始接收破烂的活，多的是人想赚大钱，便不在乎这些小钱，他能免费收走很多东西，只要费力搬下来。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身体的损耗永远算不上是什么成本。他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家把工人当奴隶用，榨取他们的价值，损害他们的身体，但是现在是谁在剥削自己呢，最缺钱的时候，是他自己逼着自己干完的。这户在重新装修，打碎瓷砖和水泥块，要装在簸箕里一筐筐地挑下楼来，做泥瓦匠的朋友缺人手，喊他过来顶一天，早上八点，在冲击钻的轰鸣声中，楼下垒起两堆废弃的建材。上午十点，他听到警笛声和救护车的声音，住在五楼的老人尸体用担架抬下来，他挑着刚在楼下倒空的箩筐迎头碰上，死去老人灰白的面色和微张的嘴越过了他的镜片，太清晰。泥瓦和着桶里的水泥，说前两天还看着老人家早上买完菜回来，上楼时感觉老头还有劲得很。他没有作声，突然觉得自己手里的箩筐和救护车里搬出来的担架没什么两样。老的旧的东西，都会变得沉重，时代痕迹明显的家电、家具，分明是一具具冰凉僵硬的尸体，应该是时间往里塞了什么，而后累积成死亡的重量。现在新的冰箱、电视、洗衣机，还有其他什么家具，科技更新几代，越发轻巧，搬进新的地方，坐坐电梯就好，几个小零件拼拼图一样造成大东西。因为这轻巧，他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不开心，他怕在他没有劲之前，就没机会去使劲。

女儿晚上打来视频电话，和妻子嘻嘻哈哈地聊什么，她身上的睡衣是高中时穿旧的衬衫，她工资比当年毕业那会涨了不少，出租房还是隔断。电脑、煮泡面的小电锅和零星几样化妆品堆在一张桌子上。毕业多年，她活成了只进不出的小猪存钱罐。他于心不忍，但自己能给她的房间又宽敞到哪去呢？顶多妻子会让桌面变得整洁。女儿说：“天热就不要干了，我又不是不挣钱。”他说：“你挣钱是你的，我挣钱是我的。”女儿就不作声了。因为不够、不足，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总是觉得谁欠了谁的，心里揣着愧疚，小心翼翼地聊天，怎么也聊不畅快。女儿小时候看眼睛花费不少，去超市就很拮据。他和妻子牵着女儿的手，塑料筐里的零食寥寥，同样排队的其他父母从皮夹里掏出单位发的现金卡，面额有两百有五百，上回刷过了，不知余额，不够就又掏出一张面额更大的，现金卡接力抵扣掉购物车里五颜六色的小玩意，看不到钱，却能那么随意地被消耗掉。他的口袋里，揣着一天全部的收入，钱在口袋中让汗浸湿、焐热，指尖捏住，不过是那么薄薄的几张，付款，一天就什么都不剩了，留下的光是皮肉和骨头的酸胀疼痛。他五十多年的人生，不仅没有购物卡，也没有社保、医保、公积金，没任何可以称之为“保障”的东西，就算生意好，钱有所富余，仍没有随意消费的胆量。

他爬到顶楼，这家要从六楼搬走，他搬运那沉重的实木家具、老式的组合音响、红漆剥落的桌椅板凳。男人给他递烟，说：“三十年啦，要走了。”他不抽烟，摆摆手拒绝，对方又递给他一杯水，他仰头饮尽。对方说：“我先下楼看看，车来了没有，你休息休息。”他点点头。今天这栋老楼真是嘈杂，楼下一户的太阳能坏了，两个老人家，子女远程打电话给经销商，来修理的工人楼上楼下跑了几个来回，手里的工具包叮铃哐啷，六楼通往屋顶的金属隔板被拉开，两个老人摸着楼梯扶手爬上顶楼来给修理工送水，说可算修好了，大夏天没水洗澡多麻烦，拉着修理工要他们吃块西瓜。在这样的老旧小区里，尚且有人琢磨着天气的阴晴，决定自己要不要洗澡。在这里生活过，才会对异味宽容，对过分的香气敏锐。给他递烟的男人说：“要不你把我家太阳能也拆走吧，很多年没用过了。”连接六楼和顶楼平台的木头梯子没撤走，他扳动插销，推开沉重的铁隔板爬上平台。

屋顶的太阳能仿佛是历史的遗迹，在夏日滚烫的地面屹立，俯视这小城里低矮、微小的一切。穿梭在眼下的电线，缠绕脚下的水管，暴露着一种老土的生活运作模式。往往是一天开始，他吃掉整碗的山芋稀饭，觉得要搬、要扛、要背的东西像羽毛一样轻，一天结束或者得知女儿考试成绩不佳，他觉得这些东西像山。此刻，他站在屋顶，温度高到似乎太阳距离他只有一臂远，他扶了扶眼镜，不低头时，眼镜可以正对着自己的眼睛，让他的样貌难得端正。他眯起眼睛默数，他谙熟这座小县城里有多少没有电梯的楼房，从上世纪留到今天，顽固到长出根系。他上个世纪听过的歌至今还无法遗忘，不过他听的音乐也十分有限，他使尽全部力气，牙齿咯吱作响，便是最原始的号角。远眺时舒展的视野让他的心里无法空无一物，遥远而动听的歌声从早已成废墟的台钻厂收发室里传来，让人仿佛置身海边。叫郑智化，还是叫郑化智的台湾歌手，把咸味的海风写到陆地，把豪言壮语写入曲谱。可他自己至今还没有看见过大海，他不懂“漂”的感觉，他的生命里没有哪怕一朵轻盈的浪花，他双脚踩住什么就不敢动弹，他双手拖住什么就不敢摇晃。

他一生负重。